说起谭延闿，大家对他的印象基本上都是民国政坛的不倒翁是湘菜之父，是书法大家。
也被称为民国第一完人。
但他在郴州的那两年，是他政治生涯最落寞也最关键的蛰伏期。
那两年，是他政治生涯最安静的两年，也是他人生中最有力量的两年。
蜗居不是退缩，是在等一个重新出发的时机。
一、郴州，1919年
郴州，湘南小城，五岭山脚，楚粤咽喉。
那一年，郴州城里住着一个特殊的人。
他顶着一个响亮的头衔——湖南督军。
可他的督军府，不在长沙，不在衡阳，就蜗在这郴州城里一隅。
长沙，是张敬尧的地盘；衡阳，是吴佩孚的驻军地。
他夹在中间，前有虎，侧有狼，身后只有一条通往广东的山路。
他叫谭延闿。
后来的历史课本里，他几乎是个透明人。
但在那个年代，他是三任湖南督军、国民政府主席。
行政院首任院长、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
随便拎出哪个头衔，都够一个人吹一辈子。
不过在1919年，他只是郴州城里一个端着“流亡督军”架子。
进退两难、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中年男人。
他在郴州写日记。
字是颜体，一笔一画，方正厚重。他写道：
“通海以前洋货皆由郴入腹地。”
“郴多高房大廈，蓋猶是爲承平豐豫之遺。”
城里的高楼大屋，是承平年代留下的遗产。
那些旧日繁华，此刻看来，竟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他把笔放下，看着窗外。
郴州城不知道，这个在城里写日记的男人，正在谋划一场足以改变湖南命运的政治豪赌。
二、他是谁
要说清楚谭延闿为什么会出现在郴州，先得说清楚他是谁。
1880年，谭延闿出生在浙江杭州。
不是因为他是浙江人。是因为他老爹谭钟麟，时任浙江巡抚，在任上生了这个儿子。
谭钟麟后来又当了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是晚清官场里的重量级人物。
按理说，这孩子含着金钥匙出生，人生应该一路坦途。
但有一个问题。
谭延闿是庶出的。
他的母亲李氏，是谭钟麟家里的一个丫鬟，后来成了妾室。
这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全家吃饭，李氏只能站在一旁伺候，端菜盛饭，自己最后才能吃。
这不是一顿两顿，而是整整二十四年。
小延闿有一天问母亲：娘，人家叫我“小老三”是什么意思？
母亲低着头，没有回答。然后眼眶红了。
他懂了。
从那一天起，他发了狠心要读书。
不是为了什么天下苍生，就是为了让他娘能够坐下来，堂堂正正地在桌上吃一顿饭。
他做到了。
1904年，谭延闿参加清朝最后一届科举会试，考了第一名——会元。
这个第一名，不是普通的第一名。
湖南200余年没出过会元，他一个人填了这个空白。
帝师翁同龢看过他的诗文，说过一句话：“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
中了会元，按规矩，殿试头名状元十有八九就是他的。
结果，朝廷在钦定殿试名次时，把他挪开了。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慈禧太后看到卷子，问了一句——这人是哪里人，姓什么？
湖南人，姓谭。
慈禧沉默了片刻。她想起了另一个湖南人，另一个姓谭的——谭嗣同。
六年前，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被她下令砍了头。
状元，最终给了别人。
这个说法究竟有几分真，历史学家至今还有争议。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谭延闿与状元之位，就差了朝廷那道无声的忌讳。
但他赢了另一件事：
他娘，终于被允许入正厅就座，堂堂正正地坐下来，和全家人一起吃饭了。
这一年，谭延闿二十四岁。
三、三起三落
中了会元，时代却变了。
清朝摇摇欲坠。
谭延闿跟着时代走，入了湖南谘议局，成了立宪派的代表人物。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湖南光复，他顺势出任湖南都督。
完成了从科举精英到革命时代地方大员的华丽转身。
这是他第一次督湘。
但好景不长。
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
谭延闿在各方压力下取消独立，拱手交出权力，跑去青岛当了寓公。
第一次，来了，又走了。
走的时候，他四十出头。是憋屈，还是认命？外人看不出来。
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从不让你看出他在想什么。
1916年，袁世凯死了，谭延闿再度出山，第二次出任湖南省长兼督军。
这一回，他干得有模有样，提倡新政，广结人缘。
但没两年，又出事了——
1917年张勋复辟，政治格局大乱，北洋内斗，谭延闿被迫辞职。
第二次，来了，又走了。
两次督湘，两次失败。
换别人，早就灰心了。谭延闿没有。
他去了上海，当寓公，表面上吃吃喝喝、写写字——
但他没有认命，他只是在等。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
谭延闿之前在湖南安插的两个将领，刘建藩和林修梅，在衡阳、永州宣布独立。
朋友来劝他：机会来了，出不出山？
谭延闿沉默了一会儿，出山了。
广州军政府任命他为湖南督军。这是他第三次督湘的开始。
四、郴州：那个被逼到角落的男人
但这一次，比前两次难得多。
北洋军大举南下。
1918年初，北京政府下达讨伐令，直系吴佩孚和皖系张敬尧率军入湘。
这两个人是一路来的，但不是一条心——直系和皖系，骨子里谁也不服谁。
吴佩孚打了头阵，劳苦功高；结果段祺瑞把湖南督军的位子给了皖系的张敬尧。
吴佩孚得了一个“雁栖衡阳”，在衡阳按兵不动，心里别着一口气。
谭延闿的湘军节节败退，长沙丢了，衡阳丢了，最后退到湘南一隅：永州，然后郴州。
他顶着“湖南督军”的名头，但治下的地盘，就这一块。
这种处境有多窘迫？
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一个公司名义上的CEO，实际上手下没有几个人。
而且没有预算，却还要维持架子，每天坐在出租屋里开会，讨论怎么把公司夺回来。
但谭延闿是谭延闿。他有一套独特的应对方式。
在郴州，他每天照样提笔写颜体。
那是他二十年的功课——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一遍一遍地临，方方正正，沉沉稳稳，一笔都不马虎。
流亡督军，和颜体日课，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荒诞：
外面兵荒马乱，他在郴州城里认认真真写“麻姑山在建昌郡南城县……”
他还惦记着吃。
家里原来养着几个名厨，到了郴州条件简陋，他就在有限的食材里想法子——
湖南土菜和粤菜他都懂，怎么调配，怎么火候，他心里清楚。
一起蜗居郴州的幕僚朋友，有时候来一起吃饭。
走的时候往往不记得谈了什么正事，只记得那顿饭出奇地好。
这是谭延闿这个人的底色：不管处境多难，他不乱，不急，不慌。
但他的处境，是真的难。
他还得同时应对南北两头。
南边，广州孙中山那里，期待他积极北伐，做护法前锋。
谭延闿对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是什么态度？
他后来的助手、政客张其锽有一句话说得很直白。
谭延闿对孙中山，基本上是“虚与委蛇”——面上应付，心里另有打算。
护法是旗号，保住自己、重回湖南才是真实目标。
北边，北洋军一两句话能把他从郴州扫出去。
张敬尧在长沙，吴佩孚在衡阳。
两个人随便哪个发力，谭延闿在郴州的那点兵力根本扛不住。
所以他只能等。
等什么？
等直皖矛盾激化。
这是谭延闿政治上最精明的地方——
他看穿了一件事：吴佩孚和张敬尧，早晚要翻脸。
五、郴州的那盘棋
1919年，“驱张运动”烧起来了。
张敬尧督湘两年，干了什么？
史书上说，他“军纪废弛，横征暴敛”。
湖南人给张家兄弟编了个顺口溜，传遍全省：
“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张敬尧的部队在湖南烧杀抢掠，民不聊生。
湖南学界、商界、民间群情汹汹，要把这个祸害赶出去。
赶张敬尧，谭延闿当然是最积极的——张走了，他才能回来。
但靠舆论、请愿把督军赶跑？做梦。得有枪。
这个时候，一个年轻人出现了。
何叔衡，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湖南学界新锐。
据记载，他来了郴州，来找谭延闿。
两个人坐在郴州城里，一个是年轻的革命者，满腔热血。
要的是把张敬尧这个祸害赶出湖南，还老百姓一个安生日子；
一个是蛰伏两年的“流亡督军”，心里盘算的是怎么拿回长沙，重回权力中心。
目标看似一样：驱张。动机却完全不同。
何叔衡的来意很简单：你是湖南督军，吴佩孚是直系大将，你们之间能不能搭上线？
能不能请吴佩孚撤军，把张敬尧的侧翼抽掉？
谭延闿听完，顺着对方说了几句，表示认同，表示会考虑——
表示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张敬尧赶走。
他没有立刻拍板。
这是他一贯的方式——从不当场表态，顺着你说，回头按自己的想法干。
何叔衡不知道，他离开郴州之后，谭延闿私下运作的那盘棋。
和“护法”“驱张”的旗号，其实不是一回事。
搭线吴佩孚，对谭延闿来说，既是机会，也是风险。
机会：吴佩孚本来就对张敬尧夺走湖南督军之位耿耿于怀。
直皖矛盾深化，拉拢吴佩孚，有可能撬动整个格局。
风险：吴佩孚毕竟是北洋军人，背后是直系大佬曹锟，随时可能翻脸。
这一步棋走错了，不仅郴州保不住，连命都可能没了。
而且，这件事不能明着来。
名义上，谭延闿是广州护法军政府任命的督军，代表南方势力；
私下和北洋直系媾和，一旦被孙中山知道，政治立场就垮了。
他需要一个中间人。
张其锽来了。
张其锽，号子武，是谭延闿的老朋友，同时也是吴佩孚的老朋友——
两头都吃得开，两边都信任他。
1920年4月，张其锽专程从广州来郴州，和谭延闿密谈。
史学家郭廷以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里白纸黑字记录了这一条：
“张其锽与谭延闿会于湖南郴州，为策划军事。”
这一次密谈的内容，史书没有完整留存。
但从后来发生的事，可以推断出大概轮廓：谭延闿和吴佩孚，达成了某种默契。
你撤，我进。
六、等待
密谈之后，还要等。
郴州的日子不好过。
谭延闿后来在自己的日记里记录了郴州的见闻。
他写郴州是楚粤孔道，写城里高房大屋是承平年代的遗产。
写洋货从郴州入腹地的旧日繁盛。
字里行间，没有多少慷慨激昂，倒是有一种游历者的冷静观察。
他是一个复杂的人。
政治上，他是“不倒翁”、是“水晶球”，外圆内方，滑不溜手。
历经清末、北洋、国民政府，什么风浪都没把他打翻。
身边的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药中甘草”——调和诸药，无处不在，但谁也不把他当主角。
还有人说他“柔愎自用”——从不正面反驳你，顺着你说话。
但到最后，还是按他自己的意思来。
但这个政治上八面玲珑的男人，私底下有另一面。
他对亡妻方榕卿的情，是真的。
1918年，方榕卿在上海病逝。
家人怕影响他的军务，没有立刻告诉他。谭延闿在郴州，一无所知。
他还在等，还在写颜体，还在布局那盘棋。
直到1920年，他从郴州北上，途经洞庭湖。
据说，湖面上，遇到了一艘船。
随行人员走过来，低声说：那是熟人的船，有人去世了，停一停，过去吊唁一下。
谭延闿点点头，换了小船，过去了。
那艘船停在洞庭湖中，船舱里黑沉沉的。
他进去，跪了下来，拜了拜，没有多说什么。然后起身，回到自己的船上，继续北上。
湖风很大。他坐在船头，望着水面。
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压在胸口，他不知道是什么。
也许只是旅途的疲惫，也许是风太凉，也许是这一路走来太久，人乏了。
他说不准。
他不知道，那艘船上，躺着方榕卿的灵柩。
家人在运她回家的路上，和他在洞庭湖上相遇了。
随行的人知道，但没有人告诉他。
就这样，两艘船在洞庭湖上相遇，又各自离开。
到了上海，他才得知真相。
史料记载，他“引以为平生最痛心之事”。
不是因为她死了——死，他早晚会知道，会去承担。
是因为，他在洞庭湖上跪下来拜了她，却不知道那是她。
他们明明见过最后一面，他却不知道那是最后一面。
那一拜，不知道算什么。
此后他终身不续弦。
孙中山亲自来做媒，要把宋美龄介绍给他。
谭延闿当场管宋美龄的母亲叫了声“干娘”，就把宋美龄叫成了“干妹妹”——
一声干娘，把这门婚事堵死了，还堵得体面，让人挑不出毛病。这是他的本事。
但拒绝的理由，是方榕卿。
他在军中吃了百日素。一个督军，领着兵，每天吃素。
七、翻盘
1920年，等待结束了。
5月，直皖矛盾公开爆发，段祺瑞和曹锟、吴佩孚彻底撕破脸。
吴佩孚果断从衡阳率师北撤，宣布“回师北伐”。
张敬尧的前卫，一夜之间没了。
侧翼暴露，补给断绝，湖南的北洋防线像一堵抽了支柱的墙，轰然倒塌。
5月26日，谭延闿的湘军从郴州大举北进。
这一天，距他进驻郴州，将近两年。
他没有急着冲，没有孤注一掷。他等了整整两年，等来了这个时机。
北洋政府随即撤掉了张敬尧的湖南督军职务。
6月17日，谭延闿到达长沙。
第三次督湘，成了。
从郴州出发，他用了不到一个月，拿回了被人占了两年的省城。
这一仗，他用的不是硬拼。他用的是时间、耐心、一次密谈，和别人家的矛盾。
事后，谭延闿没有忘记吴佩孚的“成全”。
他委任吴佩孚的部下为岳临警备司令，粮饷由湖南负担——无声地还了这个人情。
政治上的恩怨，从来不是用嘴说的，是用实际行动结算的。
7月22日，谭延闿通电宣布湖南自治。
这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高点，也是他从郴州出发、走向更大舞台的起点。
八、剪彩
第三次回到长沙，谭延闿做了一件当时觉得很小很小事，但却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
1920年，有一群年轻人在长沙开了一家书店，叫文化书社。
他们找到谭延闿，请他来剪彩，题写匾额。
谭延闿答应了。
书社开张，他提笔，用颜体端端正正写下“文化书社”四个大字。
字写得浑厚有力，一气呵成，这是他的本事。
那群年轻人里，有一个叫毛润之。
谭延闿那时候当然不会想太多。
广结人缘是他的本能。
这帮年轻知识分子在驱张运动里写文章、发动学生、进京请愿，没少帮他的忙。
题个字，剪个彩，顺手的事。
但十年后，1930年，谭延闿在南京病重，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彼时，国共之争已成大势，有人在病榻前感慨这天下大乱，谭延闿据说叹了一口气：
“早知这样，当年去剪什么鬼彩，派两个兵把他一抓，何必现在这样劳师动众。”
病榻上的老人，五十岁，说出这句话。
窗外是南京的秋天。
九、尾声：郴州的那扇窗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在南京突发脑溢血，病逝，年五十岁。
国民政府令国葬，葬于南京紫金山灵谷寺。
这个走了一条漫长弯路的人，最终走到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首任院长的位子上。
三次督湘，三次失败，却在失去湖南之后，走向了更大的舞台。
“不倒翁”、“水晶球”、“药中甘草”——人们给他贴了很多标签，有褒有贬。
但他的书法是真的好。
一生临写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两百二十通。
有人说，宋元明清以来，写颜体楷书，他是第一人。
那种字，方正，厚重，沉稳，是真功夫，做不了假。
他这个人，也有几分像他的字。
但我总是想到郴州那扇窗。
1919年，一个被逼到角落的督军，在郴州城里一边写颜体日记，一边等待时机。
窗外是这座南国小城，高房大屋，五岭山脚，楚粤咽喉，商路四通八达。
他在这里等了将近两年，等来了一次翻盘的机会。
郴州，是他人生最低谷的地方，也是他人生再度起飞的地方。
他看着郴州城里那些旧日的高楼大屋，感慨承平年代留下的遗产。
他大概不会想到，他自己，后来也成了这座城市留下的一道印记——
一个曾经在这里蛰伏、等待、谋划，然后出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