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各派在湖南的争夺

国民党内派别林立，相互倾轧。20世纪20年代末期，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爆发“小组织”与“反小组织”的斗争。何键当上湖南省主席，又有第三十五军为后盾，独揽湖南军政大权，而在党务上则毫无势力可言，故千方百计插手党务，又激起省党部内甲、乙派的斗争。何键竭力扩充军事势力，其军事集团亦较巩固，蒋介石先是依靠他制桂反CP，继而利用矛盾予以分化，终于使何键军事集团彻底瓦解。

一、省党部甲乙派的斗争

蒋介石于1928年初在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取得“正统”地位后，以贯彻全会《整理各地党务案》为名，利用“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人整理”的机会，由中央组织部（蒋兼部长，不久让给陈果夫）派出大批亲信到全国各地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代行省执行委员会职权，办理各省党务整理及党员登记事宜，以达到其拉帮结派，安置亲信，排斥异己，控制地方党部的目的。此时正值西征军入湘，唐生智军战败，程潜主持湘政，以唐生智、周斓、曹伯闻、冯天柱等9人组成的国民党湖南省改组委员会遂宣告结束。

1928年4月，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彭国钧、张炯、李毓尧、王凤喈、刘岳峙、刘召圃、陈嘉任、罗介夫、张定（后退出，由袁同畴补充）9人为委员。其中彭、张、李、王等均系办学出身，气味相投，形成一个宗派集团。彭国钧在辛亥革命时与谭延闿交往甚密，谭赵战争中弃赵投谭，任谭军总司令部秘书，是谭的亲信。鲁涤平是谭延闿的实力干部，继程潜任省主席后，对彭（国钧）张（炯）集团更为有利。彭、张等遂以省党部中心力量自居，并暗中组织“衡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社”（1931年这两个秘密团体被中统湘室接纳）。此后，彭、张凭借其政治上的靠山日益骄横跋扈，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被称为“小组织”。

8月，张炯利用其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部长职权，网罗一批青年党员派充各县党部委员。他们打着党化教育的招牌，以学校党支部控制学校的用人行政，安插亲信，还运用教育厅（张炯任厅长）对私立学校的经费补助权和所掌握的长沙私立学校联合会，作为其发展派系的推动力。这样，彭张集团就为其尔后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把持湖南党务奠定了基础。彭张等人为创造投靠中央CC派（陈果夫与其弟陈立夫成立的中央俱乐部）的条件，在1928年的“铲CP”高潮中大搞扩大化，他们推波助澜，且由“铲CP”而打击国民党改组派，甚至怀疑一切不属于他们集团的国民党员，致使彭张集团以外的国民党员人人自危，对彭张集团的仇恨与日俱增。

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中，刘岳峙、刘召圃、陈嘉任（分任省政府财政、建设、民政厅长）等属于桂系，自然又结成一种反彭张集团的势力，自称为“反小组织”，为与彭张集团相抗衡，竭力煽动一些图谋参加党部活动而不得的国民党员的反“小组织”情绪。1928年底，他们派粟日初等七人为党务视察员分赴各县活动，扩大反彭张集团的影响，使“小组织”非常被动。

由于鲁涤平的亲蒋倾向日益为桂系所难容，把持武汉政治分会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于1929年2月借口鲁涤平“剿CP”不力和把持湘省财政，改组省政府，任何键为省主席。蒋介石一贯采用以地方党部牵制地方政府的政策，为监视何键，特授意陈果夫拉拢彭国钧，作为其在湖南的耳目，蒋桂战争中何键转而附蒋讨桂，桂系败退广西。彭国钧见刘岳峙、刘召圃等人的靠山已倒，遂指粟日初等七人为桂系分子，以其非法窃取视察员为口实，撤销其职务，从而更激起“反小组织派”的仇视。

何键掌握湖南军政大权后，又企图把党权纳入手中，但他过去从未插手党务，而彭、张又与鲁涤平关系较深，不易拉拢。于是他一面争取与“反小组织”成员合作，另一方面设法取得省自治筹备处处长曾继梧（过去曾为鲁的上司，与谭延闿私交很深）的支持，企图利用曾以弥合与谭、鲁的关系。

此时“反小组织”成员文任武、李先教、易家钺等苦于未能取得军政当局的支持而不敢对“小组织”采取行动，当他们通过何键的信使确信何能与其采取一致行动后，遂于4月上旬公开成立湖南省国民党员“反小组织”代表会议办事处，发表指责彭、张、李、王的宣言，贴出打倒“小组织”成员的标语。粟日初等则赴南京中央党部请愿。5月4日，两派互贴标语攻讦，被省政府各捕去二人。反小组织即指使清乡司令部职员、帮会首领刘岳晋率领百余人，将省党部的《中山日报》印刷部全部捣毁。

彭张集团获悉“反小组织”的这一行动系何键暗中支持后，彭直接与何交涉，要求逮捕暴徒。但何以只负军政方面责任不便干预党务为辞，加以拒绝。此后，彭、张等人乃密谋策划倒何拥鲁，一面派员赴南京求助谭延闿，一面联络湖南教育界中国民党员，以取得一致行动。

针对彭张集团的活动，“反小组织”方面决定进一步采取暴力行动。6月30日，正当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清乡司令部职员何国柱、刘岳晋率领党徒30余人，携带手gun、木棍，冲入会场，击伤代表及职员20余人，捣毁大会秘书处及职员住宅，劫去一批财物、文件。彭、张愤怒万分，除向省政府严词质问外，函电国民党中央，要求火速严令究办。

国民党中央党部为调解湖南党务纠纷，派方觉慧来湘，但双方态度强硬，毫无成效。8月初又派酆悌来湘处理。彭、张方面要求开除李先教、易家钺、伍薏农和文任武党籍并撤职，移交法院处置，其余听候中央处理。“反小组织”方面则要求改组省、市党部，交出“小组织”名单，由中央从严惩办。酆悌多方劝说，但双方都不让步，也不得结果而去。此后，双方继续利用报刊互相攻击，武打变成笔战，丑态毕露。

1929年8月，谭延闿（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向赴南京的一“反小组织”成员透露，彭、张已将湖南党部情况报告中央，中央认为是何键插手所致，蒋介石要改组湖南省政府，并将再派人来湖南查办。谭的警告更激起“反小组织”成员的愤慨。下旬，“反小组织”动员100余人直捣省党部，砸烂办公桌椅、门窗、屋瓦，在街头巷尾遍贴传单，并成立临时省党部取代为彭、张集团所把持的省党部。

国民党中央接彭、张等的急电后临时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派曾杰、王祺和酆悌三人赴湘解决党务纠纷。他们抵长沙后改组省市党部，经国民党中央批准加委何键、曾杰、王祺、酆悌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指定曾杰接任张炯的组织部长职务。何键被任为指委是蒋介石、陈果夫表面上作出的让步，而“反小组织”主要成员文任武、李先教、易家钺、伍薏农等却因煽动党潮被开除党籍。至此何键已达到他利用“反小组织”的预期目的。

蒋、陈原以为曾杰是中央可靠之人，殊不知曾在南京时就对“小组织”不满，同情“反小组织”。他任省党部组织部长后，即利用职权将“小组织”派往各县的指委以“调省”为名，予以免职，由对“小组织”不满的党员继任。不到半年，“小组织”派往各县的骨干尽被撤换。为此，彭、张等怒气冲天，向中央提出控诉，陈果夫乃将曾杰免职，调中央工作，改派谭常恺接任指委。“反小组织”方面，虽然何键担任指委，但出头露面的骨干分子已被开除党籍，从而实力大减。湖南的党权仍然由彭张集团控制着。

“小组织”与“反小组织”的内讧暂时平静下来，但斗争并未结束。以后依附CC派的彭张集团被人们称为甲派，依附何键政权的“反小组织”被称为乙派（长沙《晚晚报》以“甲”“乙”的字形，分赠两派以“钻子”和“皮刀”的外号），在新的条件下又进行着激烈的争夺权力的斗争。

1931年9月10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并选举成立第三届省执监委员会。选举按照国民党中央指示，采用“乙种选举法”，即加倍选举执、监委候选人，由国民党中央圈定。大会选举24名执委候圈人和14名监委候圈人。国民党中央圈定：张炯、何键、王祺、朱浩怀、谭常恺、谢祖尧、黄家声7人为执行委员，萧隽、李毓尧、陈大榕、宋华国、黄锡恭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圈定彭国钧、萧逢蔚、彭运斌、孟庆喧、刘宝书5人为监察委员，周调扬、刘岳厚2人为候补监察委员。这一圈定明显地袒护彭张集团，致使支持何键的势力仅有黄家声、谭常恺、刘岳厚3人。此后彭张集团即利用党权及其在教育界的实力与何键政权制造摩擦。他们还联合南京方面一些对何键不满的湖南人士如叶开鑫、贺耀祖、唐生智等，在南京、武汉等地通过他们所掌握的《洞庭波》《大风报》等刊物对何键进行攻击，并策动湖南旅京同乡多人举旗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撤办何键，以达到其推翻何键政权的目的。

何键为巩固其统治权，力图从党务方面发展自己的实力，有组织有计划地打垮彭张集团，把党务领导权夺过来，为此他迫切需要一个能与对方作斗争的组织力量。这时，刘岳厚、黄家声、殷德详、毛飞、刘宝书等经过策划，决定与过去的“反小组织”分子合作，积极争取友军，积蓄和扩大力量，为下届选举争取多数、夺取党权创造条件。适时有个全国道路协会湖南分会（简称“道协”），刘岳厚以省公路局长的身份担任会长。他们计划利用这个合法团体作为在党务方面发展自身实力的组织基础。

刘岳厚等人的计划得到何键的大力支持，何决定由四路军总指挥部经理处月拨1000元作为其活动经费，不足时临时批拨，在此后几年中此项活动经费累计达20万元之巨。以刘岳厚为首的“道协”在长沙设立公开和秘密办公地点各一处。在各县物色与“反小组织”接近且具有一定活动能力的国民党员或非党员参加“道协”。至1933年全省已有40余县成立“道协”支部，会员达一二千人，其中不少县的支部力量超过甲派控制的县党部，使甲派“一派专党”的局面转化为甲、乙派势均力敌的局面。

在此期间，一些县、市国民党内甲、乙派斗争日趋激烈。突出的是衡阳县党部。该党部正式成立时，乙派依靠何键、黄家声和军政界的势力掌握党部实权。在其操纵下，地方机关团体均改由乙派分子充任，区、保、甲长亦撤换不少。甲派分子愤愤不平，力图报复，遂利用其掌握的《湘南日报》和《通俗日报》抨击军政措施。1932年衡阳警备司令段珩下令拆毁铺屋，扩建马路，王道撰文讽其“乱政扰民”，段见报后将王逮捕，有人向段告密说此系甲派捣乱，段遂以暴徒罪名将王gun决。1933年10月，省政府通令拆祠堂修碉堡，以防红军。衡阳县党部和县政府合组拆建委员会。在这个机构任职实际上是个发财的美差，甲派不得其门而入，就冷嘲热讽，如《湘南日报》发表《祸延祖宗》的社论，说没有看到红军的影子就拆祠修碉堡，闹得祖宗不宁，纯系庸人自扰。《国民日报》即载文反驳称这种言论是“违反国策，为匪张目，与匪何异哉”。对于两派的斗争，社会舆论哗然。士绅们多不愿自家宗祠被拆，请求另购材料。一再拖延之后，红军早已越过湖南边境。

1933年6月，省党部选举代表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按规定湖南应产生代表10人，由各县选出的出席省选举会的代表进行复选。乙派由于各地“道协”支部的活动，在各县出席的代表109人中略占上风。刘岳厚等精心策划，采用挖甲派墙脚，拉中间票，在乙派内部统筹安排票数等策略，终于使乙派在10名代表中占7个（何键、毛飞、刘岳厚、黄家声、殷德祥、张慕先、龚德柏），甲派仅占3人（彭国钧、张炯、王祺），一贯掌握湖南党权的彭张集团第一次遭到惨败。

乙派虽在选举代表中获胜，但省党部的实权仍在甲派掌握之中。甲派为避免在即将举行的第四届省党部改选中重蹈覆辙，抬出在中央的靠山陈立夫。陈于7月亲赴湖南要求刘岳厚取消各县“道协”支部，刘不屈服，要求以依法改选省党部为条件。陈未达到预期目的，且对刘的公开顶撞耿耿于怀，随后以中央党部名义发文对刘严词责备，令刘书面向中央承认错误。刘写一长篇呈文，一面检讨“个人能力有限”，“不能得同志之谅解，弭党内之争端”的错误；一面反复陈述“道协”存在的必要性，不肯取消“道协”这个社会团体。陈立夫虽很反感，却也无可奈何。

1934年4月，KMT湖南省党部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执、监委员会。事先陈立夫确定采取“记名限制联记、一票报三名”的“甲种选举法”，企图以此压制乙派。乙派则采取争取执委相对多数、争取候补第一名的策略，方法是：将乙派的选票以仅够当选的最低票数，配给乙派竞选的4个执委（共选7人），而对竞选候补执委的，则配给以尽可能多的票数，以取得第一名或第二名，便于日后递补时保持优势。对于监委（共五名）则集中优势力量争取到4名，不着重争候补。甲派方面，由陈立夫派CC骨干分子于锡来莅湘监督选举。于暗中维护甲派，挖乙派墙脚，先后与乙派蒋固、萧敬一等数人交谈，诱以官禄，后又派人串联部分乙派代表开会，希望他们报效CC派。这个阴谋随即被乙派代表揭露出来而未能得逞。

5月1日进行选举，结果是乙派大获全胜。当选的7个执委中，毛飞、何键、黄家声、刘岳厚4人属乙派；彭国钧、朱浩怀、陈大榕3人属甲派。5个候补执委中萧隽、曾省斋、萧逢蔚3人属甲派，蒋固、张绵周2人属乙派。5个监察委员李先教、刘建绪、缪昆山、刘宝书、伍家宥中，只伍1人为甲派，候补监委孟庆喧、彭运斌则属甲派。经过改选，乙派从甲派手中夺得省党部实权，形成何键统一湖南党政军大权的局面。

在几次选举中，由于甲派着重在上层人士中活动，忽视基层工作；而乙派既有何键的政权作后盾，又采取利用发展“道协”扩充基层实力的策略，因而在争夺党务领导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但甲派在各县教育局中仍有较大力量，何键为彻底摧毁甲派的基地，于1935年下令裁撤全省各县教育局。甲派立即通过省教育会通函各县教育界推代表晋省请愿，各县派出代表50余人云集长沙，向省政府、省党部请愿，要求收回成命，并电呈国民党中央及各部院，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何键应接不暇，遂命教育厅长朱经农妥拟处理办法。朱本接近甲派，不同意裁撤教育局，乃将教育经费不满一万元的县局改为科，这样全省只裁掉几个局，风波平息，甲派的基地仍旧保存。

省党部内甲、乙派斗争持续六七年之后，甲派首脑人物张炯调南京教育部工作；王祺调任立法委员；彭国钧在省四届执监委选举失败后出走苏、浙，国民党“五大”当选为中央候补监委，后被派任湖北省党部特派员。乙派首领刘岳厚因与何键意见不合，于1936年4月辞去省公路局长职，随后赴日视察，毛飞投靠CC派，其他几个乙派首领也各有打算，貌合神离。这样，两派均失去维系中心，逐渐涣散，斗争趋向缓和。

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国民党中央为使各省地方党务不至失控，在1935年11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提出：“总章不加修改，中央为推进各地党务计，凡各级党部得派员主持党务，并调整其一切组织”。次年1月，国民党中央下令将湖南省党部，由执行委员制改为中央特派员制，委赖琏任湖南省党务特派员，主持湖南党务，原执监委员会一律停止活动。赖琏于1936年6月抵省任职后，以特派员名义将停止活动的执、监委员改为省党部设计委员，设计委员中，乙派虽占多数，但属于咨询性质，不能介入党务决策。这样，湖南的党权又重新掌握在中央CC派手中。

1937年11月，国民党中央将何键调离湖南、张治中主湘后，促两派以国家利益为重，消除对立，才彻底解决甲、乙两派的矛盾。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内近十年之久的派别斗争，无论是“小组织”或“反小组织”，甲派或乙派，都是假借名义，钩心斗角，争权夺利，无是非曲直可言。如果说甲派是CC派在湖南活动的一部分，那乙派则是维护何键在湖南统治的帮凶，两派是一丘之貉。两个派系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暴露了国民党的混乱与腐败。其内部倾轧，对人民群众无疑是一场灾难。

二、何键军事集团的发展和瓦解

国民党内派系矛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军事实力控制权上的斗争。蒋介石、何键等新军阀都深知有军则有权，都要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因而斗争异常激烈。

何键在主湘初期，业已拥有第三十五军的军事力量，是反CP的急先锋，又出兵讨桂，因而蒋介石不能不利用他作为对付桂系的缓冲（后来是对付两广）和“剿CP”的可靠力量。同时，散布于湘鄂赣之间的程潜、唐生智旧部，无固定地盘，不堪忍受蒋介石歧视、排挤“杂牌军”之苦；还有湖南的土著部队在反CP旗帜下大肆活动。在此复杂形势下，何键纵横捭阖，巧夺强取，从扩充其嫡系部队，拉拢和吞并杂牌部队，整编保安团和收编土匪等方面，极力发展其军事集团。

1928年何键由皖、鄂败退沅陵后，第三十五军第一师师长周磐面对退蹙一隅、粮饷匮乏的情形，遂投驻常德的湘西宣抚使刘铏而去。此时原属陈渠珍部的戴斗垣独立第十师亦驻沅陵，他图个人发展弃陈投向唐生智。唐下台后，何键趁他傍徨无靠，利用保定军校同学关系进行拉拢，将其部编为第三十五军第一师，以抵补周磐师；同时利用戴斗垣在湘西的历史渊源，就地征募给养，提用沅陵关税，度过饷糈不继的困难。

1929年4月何键任讨逆第四路军总指挥，辖第十九师，新编第七师、新编第八师和独立第六、第七两个旅。这第十九师是由第六师即原第三十五军改编的，刘建绪任师长，是何键军事集团的基本部队；后来趁程潜被桂系扣禁之机，利用醴陵同乡、保定军校同学关系，拉拢程潜第六军第十七师副师长周希武带来部分队伍，编为第十九师的第九团。新编第七师辖张其雄、门炳岳、危宿钟三个旅，张其雄原为第六军副官长，何键又是利用同乡同学关系，怂恿他拖来两个团；门、危两旅原隶桂系叶琪第十七军，蒋桂战争爆发后他们的归路被截断，为何键收容。新编第八师是由程潜、唐生智旧部编组而来。独立第六、第七两旅系收容土匪陈光中、陈汉章两部改编的。整个第四路军合计兵力约四万余人。

同年12月，唐生智在河南率第五路军反蒋，何键企图在蒋、唐之间中立，以坐观风色，后在蒋介石一再追逼下通电“拥护中央”，蒋复电“嘉许”，并令何“妥辑部曲”，何即整编第四路军，将新七师改为第十五师，自兼师长；将新八师改为第十六师，免去曾反对他背叛唐生智的原师长周斓、旅长唐哲民和团长唐生明等人职务。独立第六旅与第十九师第五十六旅合编为新编第三十一师。第十九师和独立第七旅仍旧。至此，第四路军已扩为四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官兵人数与过去大致相同。

1930年，何键部队在同桂系和红军作战中遭到一定损失，加上所属高级将领多已老大颟顸，遂再次整编，将第十五师、十六师、十九师危宿钟、罗藩瀛、刘建绪三个师长免职，分别改以旅长王东原、彭位仁、李觉接替。后又将这三个师合为第二十八军，以刘建绪任军长。由于两次丢失省城，何键深感需要一支素质较优的部队专负防守长沙之责，遂以军官讲习所毕业的学生和教导总队军士大队的学兵为基干，于1931年4月呈准增编长沙警备第一、第二两个团和一个独立连，任胡达为长沙警备司令。他又借口长沙两次失守是由于缺乏空军侦察，遂成立空军处，以黄飞任处长，购进14架美制飞机。蒋介石以统一空军为由，多次企图裁并其空军处，均被何键婉言拒绝，直至1934年秋，因黄飞用飞机运morphine遭蒋枪决后才被撤销。

在整编正规军后，何键于1931年整编向来无统一指挥的各县地方团队，划归省清乡司令部统一节制指挥。地主、恶霸不甘放弃其直接掌握的地方武装，群起反对。1933年3月，何键呈准将省清乡司令部改为省保安司令部，自兼司令，并在省政府设保安处，实际掌握全省的保安团队。整编后的24个保安团和5个独立营，编制与装备等同于一般步兵团，兵力近四万，相当四个步兵师。

何键军事集团在“讨逆”和反CP战争中遭受一定损失，1933年夏，何键以此为由呈准成立第四路军补充训练总队。经补训后，至1935年，他拥有军力达10万人左右，是其军事集团的极盛时期，其养兵之多，几乎超过赵恒惕统治湖南时期的一倍。这个军事集团的首脑人物，向有何、刘（建绪）、陶（广）、李（觉）之称，前3人均系醴陵人，又都是由浏醴游击队起家，何、刘且为保定军官学校同学；李觉虽只是保定军校出身，但他是何键的女婿，总揽省保安团队实权，所以也跻身刘、陶之列。首脑人物出身如此，故这个军事集团的高级骨干也大都是浏醴游击队或保定军校出身，几乎完全没有蒋介石黄埔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出身的侧身其间。至于中下级干部的扩充，何键采取自己培训的办法，先后办有六个军事教育单位，培养军事干部一万余人。

这样一个割据湖南的庞大军事集团，与蒋介石的军事统一政策直接相牴牾。从1934年红军长征、“剿CP”局势缓和后，蒋介石即开始利用何键军事集团的内部矛盾及其他矛盾，采取种种手段对该集团进行分化瓦解。该集团内部的矛盾首先出现在何键与刘建绪之间。何、刘原来关系很好，但当何键极力培植、提升李觉时，刘、陶大为不满。特别是何键将实际掌握全省保安团队的经理和人事大权的保安处长给予李觉，并指定保安处代理省保安司令，而李觉又以代司令名义行文时，使身任省保安副司令的刘建绪不能容忍。何指责刘过于自私，作战不力；刘指责何昏聩无能，领导无方。其次是以刘膺古、王东原为首的“中央嫡系”和以刘建绪为首的“醴陵系”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何键军事集团内部长期存在，如1933年刘膺古以第四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兼“剿匪”西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刘建绪恐其独揽大权，即出任总参谋长以进行抑制；王东原在第四路军一向受刘建绪压制，在积怨之下，趁部队赴上海参加对日作战之机公开投靠蒋介石。

蒋介石既利用刘膺古、王东原分化何键军事集团，更利用何、刘矛盾分化和吞并这个军事集团。还在1934年刘建绪调任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营营长时，蒋介石即极力拉拢他，以便为瓦解何键军事集团开辟道路。此后蒋开始撇开何键专与刘商询湖南军事上的重大问题。

蒋介石为彻底瓦解何键军事集团，连续采取步骤。第一步，1934年冬红军长征胜利通过湖南后，蒋将原拨给何键指挥追堵红军的第十八、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五十、第五十三、第七十七等师，调离湘赣边界，脱离何键的指挥，削弱何键军事集团的声势。第二步，1935年7月，以“军民分治”原则为口实，逼迫何键交出第四路军总指挥职，命刘建绪继任，使何、刘分化表面化，这是何键军事集团瓦解的肇端。第三步，将第四路军主力调离巢穴。刘建绪任第四路军总指挥时，何键仍为省主席并兼“剿匪”军第一路总司令，刘感到何仍像“太上皇”踞其上，李觉伺其下专候接班，并以为只要拥有强大武力，可以伺机而动，遂想率部离湘摆脱何、李的牵绊。1935年冬，蒋命刘率部“围剿”湘鄂川黔边区红二、六军团。次年又“调虎离山”，命刘沿着贵州、云南一线追击红军。刘入云南后，即有久驻滇西练兵之意，但遭龙云反对。时值两广“六一”事变爆发，何键电请蒋介石将刘部调湘。当部队还在黔湘路上，刘即亲赴南京，请将第四路军调往苏、浙，蒋介石求之不得，马上予以“嘉许”，令第四路军开赴苏、浙。这表面上是刘建绪如愿以偿，实际上是蒋介石阴谋得逞（后刘部逐渐为蒋所吞并）。自此何、刘分家，这是何键军事集团被瓦解的关键所在。第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利用“抗日”招牌，令何键军事集团的部队（含大部分保安团队）倾巢离湘，开赴前线；并采取分割使用办法，以师为单位分调苏、浙、赣、皖等省，交给其他将领指挥，使刘、陶、李等无法掌握自己的嫡系部队。

在上述过程中，何键多次试图作出抵制，如“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被扣禁，何企图将第四路军主力从苏、浙调回，不久蒋被释回南京，何惊惶失措，迅即停止原议。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自兼三战区司令长官，拟调何键任副司令长官代行司令长官职权。正在拟议中，何键书面向蒋建议，重新编组一个军，交蒋直辖。蒋更认为何键有野心，不识抬举，一怒之下，改调何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自此何键结束主湘近九年的历史，他无可奈何，曾对部下自我解嘲地说：“委座（指蒋）调我入阁，主持内政部。这个职位在前清为吏部尚书，系皇上股肱，朝廷重臣。这当然是由于中枢对我历年主湘所著微功的特厚酬答”（《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