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船山
湘军集团崛起，真正厉害的地方。
不仅在于他们能打仗、会做人，更在于他们通过战争完成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财富原始积累，并把这笔钱精准地投到了教育、政治和地方建设中。
湘军并非清朝经制之师，军饷多靠自筹。
曾国藩为此专门设立了东征筹饷局，在湖南推行隔省筹款，这是清代财政祖制之外的创举，相当于自己组建军队，自己开“税务局”养活它。
也就是向过往客商征收的商业税，名义上税率是1%（所以叫“厘”），但关卡林立，层层叠叠。
每年的厘金收入就在100万两左右。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数十万湘军的军需物资多由湖南本地供应，催生了当地的军工、造船、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
湘军财富最大的一次爆发式集中，发生在1864年7月。
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湘军攻打天京的前线总指挥。
率领湘军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按照不成文的规矩，城破之后，纵兵大掠三日。
破城后，湘军士兵如潮水般涌入城内，展开了一场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烧杀劫掠。
湘军的抢掠是系统性的。士兵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用船运回湖南。
轻便的金银被成箱装运，笨重的名贵器物也被拆解打包，一并运回湘中。
这场“财富大迁徙”成为晚清最轰动的事件之一。
相传，曾国荃的部队掠得大量财物后，其本人回湖南老家休养时，随行船只就达到上百只。
想象一下，一百多艘船满载金银财宝从南京沿长江而上，一路开回湖南。
那个画面放在今天就是“一百辆运钞车从一线城市开回十八线小县城”。
坐镇安庆的曾国藩当然知晓南京城发生的一切。
事后，曾国藩上奏朝廷称“并无所谓贼库”，搜遍全城除了两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外，别无所获。
然而，当时的清廷财政困难、国库空虚，明知曾国藩所言不实，却不敢追查，朝廷还要靠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余部，不敢在这时候跟曾氏兄弟翻脸。
大量白银货币伴随湘军的凯旋和将领的衣锦还乡，在短时间内如潮水般涌入湖南。
这笔巨额财富深刻地改变了湖南的社会经济结构。
在土地兼并方面，大批回乡的湘军将士利用手中的财富大量购置田产。
湘军将士通过战争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回乡后大量买田置地，完成了从底层农民到地主士绅的阶级跃迁。
除了买地，湘军集团也广泛投资于盐茶经营、票号，私人银行，专门经营异地汇兑和存贷款业务。
从事的追逐利益的经济活动，涵盖了当时的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甚至还投资教育。
例如，曾国藩于1860年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新式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
湘军集团的经济活动范围极为广泛，从军事资本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转化，这正是典型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
更关键的是，这笔财富并没有被简单地挥霍掉，而是被湘军领袖们有意识地投入到两个更具决定性的领域。
第一是培养人才，投资教育：湘军领袖们大兴族学，资助同乡后辈读书科举，或直接出资兴办书院。
以曾国藩为例，他主持编刊《船山遗书》，将王夫之的思想重新发扬光大；
曾国藩家族“军功转士绅、财富化文教”的模式在当时非常典型。
据统计，湘军官佐出身于最低级别的生员，到进士一列的士人占有58%之多。
更具体地说，湘军将领中，先后成为督抚者多达30余人，其中21名总督、9名巡抚出自湖南。
自湘军崛起后，湖南从一个人均进士数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文化穷省”，一跃成为人才大省。
第二是建立网络，相互提携：湘军集团内部以师门、姻亲、主幕（师爷与幕主），等关系构建起极为牢固的私人关系网络。
曾国藩选将用人的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让读过书的儒生去带没读过书的农民。
这些将领选拔部下又首选同乡、同族、师生、姻亲，层层复制，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熟人关系网。
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湘军将领在战场上结下的生死情谊延伸到官场后，就变成了最牢固的政治同盟：
你保举我的人，我推荐你的人；你的学生我提拔，我的族人你照顾。
圈内成员在消除嫌隙、互通信息、协同行动、保举升迁等方面，拥有着非湘籍官员无法比拟的政治资源。
“有钱才能读书，有圈子才能当官”。
湘军集团通过战争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再将这些财富精准地投入到本族、本乡的教育和政治网络建设中，最终实现了人才在科举和官场上的井喷。
湖南省在晚清的军政人才井喷，后来影响到整个近现代中国，正是这套“以武发财、以财养士、以士入仕”模式最有力的成果。
与朝廷的博弈：在猜忌中维持平衡
湘军集团和清廷中枢的关系，从来不是“君臣一心”的和谐画面，而是在相互猜忌、相互提防中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
从1854年以后，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就成为清廷抵抗太平军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但是咸丰皇帝不信任曾国藩，始终不愿意给他一份像样的职位。
所谓“七年作客，仰食于人”，咸丰帝的如意算盘是由湘军在江西、湖北、安徽与太平军主力作战，而由绿营、八旗这些朝廷正规军组成的江南大营收复南京。
让湘军当炮灰打硬仗，摘桃子的事留给自己的嫡系部队。
但事与愿违，正规军给了机会不中用。
直到1860年夏，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击溃，清廷才被迫将两江总督一职授予曾国藩，并非心甘情愿，只是想借湘军之力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曾国藩临危受命，出任两江总督和东南统帅，兼握督符与钦符，军权、人事权和财权统于一身，湘军于是迎来大举发展之机。
曾国藩深知功高震主的风险。在翰林院受过严格训练的他知道水满则溢的道理，坐拥东南、手握重兵时小心谨慎，对朝廷态度恭顺，管束手下的骄兵悍将，不给朝廷留下“图谋不轨”的把柄。
湘军攻占南京后，朝廷以放走幼天王、湘军进城后大肆抢掠等过错来敲打曾氏兄弟。
曾国藩主动提出曾国荃辞职归乡和裁撤湘军，曾国荃以养伤为名辞职回乡，其所部的精锐几乎全部裁撤，等于主动放弃了造反的资本。
被裁撤的士兵领到遣散费后，各自回乡买田盖房，正如当时流传的说法，
“大家都已经在外拼命数年到十多年，现在发了大财该回家盖房子、买田、娶小妾享福了，还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曾国藩去造反？”
清廷便宽宏大量，放过了湘军的诸多过错。
清廷之所以敢对湘军宽宏大量，另一个关键原因是曾国荃主动交出了兵权。
朝廷最怕的不是你贪，是你贪了之后还有兵。
一旦兵权交出来，你就是个有钱的退休老干部，不再构成政治威胁。
湘军自始至终忠于清廷，其统帅没有不臣之心；清廷也没有重复历史上兔死狐烹的做法，没有出现韩信、岳飞、袁崇焕那样的悲剧。
在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里，朝廷和地方军政集团之间能维持此种和平，殊为不易。
总结
尽管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这批最有远见的人物力挽狂澜，为清王朝续命几十年，但由于时代和意识的局限性，终究无法将中国带入更好的发展道路。
但他们在湖南打造的精神传统：敢于担当、经世致用。
持续激励了后来的湖湘子弟，而他们通过战争积累的财富和建立的教育网络，则为后来的人才井喷提供了物质基础。
以谭嗣同为代表的一批人，尝试过变法（戊戌维新）；以谭延闿为代表的一批人，倡议君主立宪，尝试地方自治；
而以黄兴、宋教仁、蔡锷、谭人凤、蒋翊武为代表的另一批湖湘精英，最终发动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发动武装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最终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湖湘子弟和这个古老国家一起，迈入了全新的时代。
说到底，湘军集团留给中国近代史最核心的遗产，不仅仅是“中兴”了清朝，更是为之后一百多年中国政治的走向，埋下了关键的伏笔。
所谓“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湖南人书写”的说法虽有夸张，但当你仔细审视湘军如何通过文化、财富、人脉三重循环完成原始积累时，你会意识到这并非偶然。
作者提示: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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