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涟水文化作为娄底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2025年度重点研究课题，由娄底市政协文教卫体、文史委联合娄底市文史研究会共同承担研究任务。本期推出的《涟水文化体的历史形成》一文，系课题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该文经娄底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组织专家团队严格审阅，认为该文章观点新颖、史料翔实、逻辑严密、论证充分，是娄底市文史研究领域难得的一篇力作。现全文刊发，诚邀学界同仁批评指正，共同推动涟水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正 文】
◎李德仁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道德经》
水，“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无好憎。”
——《淮南子·原道训》
“水者，地之血气，如经脉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才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
——《管子·水地》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早就有“逐水草而居”生活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理观中，水不仅是生命之源，更是文明孕育与传播的天然廊道，深刻塑造着流域内人群的生活方式、精神气质与文化认同。
涟水河是湖南唯一一条自西向东，横亘湘中腹地的湘江支流，发源于新邵县观音山南麓。自西向东，流经新化县、新邵县、冷水江市、涟源市、安化县、娄星区、宁乡县、双峰县、湘乡市，于湘潭市西部河口镇注入湘江，全长185公里，流域面积7155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138.4立方米/秒，河流坡降0.46‰，主要支流有湄水、孙水、测水，有大型引水灌溉工程——韶山灌区，灌溉双峰、湘乡、湘潭、宁乡、韶山、望城、雨湖7个县市约2500平方公里范围。涟水，自西向东连接资水和湘江两大自南向北的水系，像一个英文字母“H”的中间一横，流淌于湘中腹地12个县市区。
自古以来，涟水因其坡降0.46‰，是一条重要的物流、人流运输的“黄金水道”，涟水盛产的铅锡矿、煤炭、茶叶等沿河道源源不断外运。历代移民也沿河源源不断自西向东迁徙，伴随着的是文明的逐步推进，两岸书院学校林立。而自清中期以来，一代代涟水士子沿着这条河走出大山，登上历史舞台，学术界有“半部近代史，一部现代史，由涟水河人写就”的说法。人们研究近百年湖南学风或思想或精神，先必从这一流域的历史、地理、人文着手，方能见其堂奥。
那么，这条流淌于湘中腹地的“环山之水”，是怎样以其相对独立而稳定的地理流域——从西晋罗含笔下的“湘中”意象，到《宋史·梅山硐蛮传》明确划定的与涟水流域重合的“硐蛮”故地，再到“连道”古县、郦道元笔下的“涟水”以及当代“娄底”行政区划的一脉相承——为一方独特的文化生命提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摇篮？地理的边界或许在融合中略有盈缩，但涟水作为其核心血脉与永恒标识的地位从未动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片土地上，经由数千年历史的沉淀与熔铸，滋养、凝聚并标识了一个独具特色、生命力旺盛的地域文化单元，这就是上述涟水所流经的区域以及历史认同的“涟为资别”的资水流域区段，可观照为“涟水文化体”。
一、认同：从“湘中”到涟水到“涟为资别”
文化体的形成，非朝夕之功。其地理范围在历史文献中经历了从模糊感知到逐渐清晰界定，其边界虽因文化融合而有所变迁，但涟水作为核心纽带和地理标识的地位始终稳固。更为关键的是，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历经千年，形成了强烈而持久的文化认同感与鲜明的主体意识。这种认同，既深植于共同的生存环境与历史命运，也鲜明地体现于历代精英人物对这片土地及其精神的体认、书写与践行，
地理上的“环山之水”——涟水，作为区域内最主要的水系，天然地成为连接流域内人群、物资与文化的纽带。其“必有其源”的特性，也隐喻着地域文化生成的根基性与独特性。
罗含（292—372），字君章，号富和，东晋桂阳郡耒阳县人，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中国山水散文的创作先驱。《湘中山水记》三卷本，是第一部关于湖南地理的著作。也是古代文献第一次出现“湘中”地理名称。尤其是他记录湘中水道的一段文字很有意思，“……连水……资水，皆注湘（注：指湘江）”。在罗含认为，连水、资水都是注入湘江的，这一说法在今人看了会惊掉下巴，连水是湘水支流，自然是流入湘水，而资水是长江支流，注入洞庭湖。必须注意的是，这个“连”是与当时仍然作为少数民族聚居的、盛产连锡等有色金属的县级行政区划——连道的设置密切相关的。《湘中山水记》有《汉唐地理书钞》辑本和《麓山精舍丛书》辑本。
无独有偶的是，《麓山精舍丛书》中又有南朝宋庾仲雍撰的《湘中记》一卷。
另有同名的《湘中记》一卷，作者不详。
《湘中别记》系南朝齐梁间至北宋南朝齐梁间至北宋无名氏著：“香水在（湘乡）县郭内，其水甚香，昔年贡此，民多困敝。齐末因罢，以板覆之，上起塔。湘乡本谓湘香，盖由此而名。”（后香水变“芗泉”），与北宋真宗朝礼部侍郎、王府侍讲毕田所作《湘中故事》（已佚）同说，其中《香水》记载了湘乡县名的由来，诗云：
坎上浮屠已拂天，椒兰余馥尚依然。
九重无复修长贡，空有香名与邑传。
这些书皆已遗失，但“零矶寸璧”，亦足以反映南朝时期“湘中”是湖南一个重要的地理文化单元的共识。
唐代，有“《湘中诸山记》一卷，河南元结撰。”（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
以上这些志书所证实的是“湘中”与五溪、沅陵、南岳、零陵等地名一样，是对包括娄底在内的涟水流域作为“湘中”核心区域的认同。应该说，这种认同，既有地理上的，更有文化上的。
今天人们习惯性使用“湘中娄底”、“湘中明珠”等词语，应该与历史上这些悠久的积淀有关。
“湘中”还只是一个大致的、虚化的地理方位，涟水流域则是承载、孕育这个“生命体”的地理范畴。但“湘中”这个地域概念出现，涟水作为区域的核心地标自然走上了前台。
桑钦（生卒年不详），字君长，东汉河南人，传为中国第一部水系专著《水经》的作者，对古代地理学发展有重要贡献。《水经》云：“涟水出连道县西，资水之别。东北过湘南县，又东北至临湘县西南，东入于湘。”文中称“湘南县”，说明桑钦时代尚无“湘乡县”。
连道与涟水同时出现，互为地理坐标，且涟水一出现，就“天然”的和资水扯上了关系。“涟为资别”，即涟水是资水的分流或支流。说明东汉时期就有这一地理认同了。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云：“水出邵陵县界，南径连道县，县故城在湘乡县西百六十里。控引众流，合成一溪，东入衡阳湘乡县。历石鱼山下多玄石，山高八十余，广十里，石色黑而理若云母，开发一重，辄有鱼形，鳞鳍首尾烧之作鱼膏形，因以名之……”在同样强调涟水与连道的方位关系后，更详细介绍了涟水流域的情形。对涟为资别，没有看法，持默认态度。
宋理宗端平三年，宝庆府奏文：“本府邵阳县有龙山，山顶有泉，曰龙泉水，分流而下，小溪东入于湘乡，西合本府之资水”算是对涟为资别作出了同源的解释。
《大明一统志》载：“龙山，在湘乡县西一百八十里，山巅有池，池中多鲤，常有烟雾，相传以为龙，涟水出其下。“珍涟山，在湘乡县西一百八十里，与龙山对峙，涟水别支出其下。“涟水，在湘乡县东南，有二源，一出宝庆府邵阳县界龙山，一 出安化县界珍涟山。合流九十里，会侧水，绕破石，转至县南……”首次提出涟水二源说。
晚清地理学家杨守敬《水经记注疏》正误：“涟水在资水之东，间以崇山，无通流之道，不知《经》何以为资水之别，盖旧籍相传云耳。”
晚清学者王先谦在《汉书·地理志补注》中说：“先谦曰：续志后汉因。涟水出连道县西，亦名龙城。先谦案：涟水出邵阳县龙山之阴，资水出其阳，水经以为资水之别，即实非也”。
杨守敬、王先谦，对于涟水源头的探寻、校正，实事求是。本文更多关注的是“涟为资别”所承载的文化认同。别，表示分支。在描述姓氏源流或江河分流时，“别”也用来表示分支或分流的意思。如《书·禹贡》中的“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以及上述的涟为资别，都体现了“别”在描述水流分支上的应用。
这一认同，见诸清代的陶澍与邓显鹤身上，且两人都是有清一代留下高大身影的人物，一为安化人，一为新化人，就是一个“有意味”的文化现象了。
陶澍（1779—1839年），字子霖，湖南安化人。嘉道时期重臣、学者，经世派代表人物。他在《资江耆旧集序》中说：“惟是资水在九江之中不当孔道，冠盖罕临，诗人墨客往往弗能道，故典籍不多见，而人文亦萧索已甚。惟《水经注》记载颇详，其源流与《汉书·地理志》都梁注合。而于涟水，则注为资水之别，与汉别为潜、江别为沱相同，盖特笔也。其实，资水发源都梁稍东，纳新宁之夫夷水，夫夷亦出全州，与湘源近。……”大有深意者三：一者资水交通不便，人文萧索；二者陶澍于“涟为资别”这桩公案做了合乎历史真实的结论，以其对资水之源的清楚认知，认同为“特笔”（独特的笔法或特别的记载），这一使得后来读者一头雾水的“特笔”，只能以“认同”来解释了。三者陶澍在为友人邓显鹤的《资江耆旧集》作序，凭空扯上涟水，似空穴来风，却引出了一段深厚的关乎“文化认同”的历史佳话。
邓显鹤（1777—1851），字子立，号湘皋，新化县曹家镇人。学者，诗人，文献学家，教育家，梁启超誉其为“湘学复兴之导师”，他的表述则更直白真切：“连道为今湘乡，与安化、邵阳毗连。显鹤匏系沩西，遂已十稔。至涟澨、壶天，实先子诞生之地。每过斯土，如出里门。敬援 枌榆乡社之义，一抒桑梓敬恭之怀，故以宁乡、湘乡二县附焉。”（《资江耆旧集序列》）“如出里门”、“一抒桑梓敬恭之怀”的情感认同使他打破了《资江耆旧集》只收资江区域诗文的体例，其“连资一体”的认同超出了“涟为资别”的认知。这里，他还透露了他的先祖就是从涟水河畔的壶天，沿涟水西迁的移民往事。
“涟为资别”，反映了古人对河流源流的判断受限于地理知识和技术条件，虽然存在主观认知与客观事实的偏差，但其中也可追溯古人“水生万物”的多样性和同源性的哲学思想，清代地图中涟水既属湘水，又属资水的矛盾，或者涟资互通的状况，折射的是自然与人文的互动。（见下图）
（注：此图绘于乾隆24-28年（1750-1763）引自槠山灯影《涟水图像逸事》）
“涟为资别”的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其历史背景和地理变迁或心理愿景。这种对自然现象的“错误”认知，反映的是历代先民对通达交通的渴盼与憧憬。
其一，涟水流域与资水流域的犬牙交错，若分若合的地理状况导致了这一认知。在今天冷水江仍有连溪，却是资水的支流，许是涟资相通，地域相连的历史遗存。
其二，交通拉近拉紧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地理认同产生了文化认同。与资水相较，涟水以其平缓的坡降，适宜的水上运输条件，当时已是事实上的重要的物流、人流（移民）通道即文化通道，涟水源头区域新化、新邵、安化等地的物产多经此航道运出。如锡矿山的连锡，新化的茶叶等。较之涟水，资水湾多滩急，河谷陡峭，河床险滩礁石密布，不利航运。这可从陶、邓的文字中可见。（资水上航行的毛板船疑起于清末民国时期，更是反映其航运状况的一例佐证）。
其三，涟水文化体的地域范围，应该是涟水流域及其所“别”的资水流域即资江的新化、安化段。而且，“涟为资别”，从今天“连资通航工程”的实施来看又近乎是顺应历史潮流、带有历史穿越感的“一语成谶”。千百年前，人们以想象中或愿景中涟水绵延的水运，将湘中地域散落的文明锻造成一个血脉相连、文化认同深厚的涟水文化体。今天的“连资通航工程”已经不仅仅是为了交通或灌溉之利，而是国民经济的区域均衡，加强内循环等更高层面的战略布局。河运即国运，涟水兴，则中国兴。
曾国藩有诗云：“涟水湘山俱有灵”，诗中“涟水”“湘山”并称，应有对涟水文化挺膺担当，爱国经世的自许自信。涟水文化体的孕育与发展，首先根植于一个相对清晰且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地理空间——涟水流域及其有“别”资水相关区域。这一地理范畴的形成与确认，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留下了深刻的地理印记。
二、治理：连道的行政设置
涟水文化地理范畴确立的关键时间节点是公元前202年汉高祖5年在全国设32道之一（实际上只有30个）的连道。
连道一词，首见于班固《汉书·地理志》：“长沙国，秦郡，高帝五年魏为国……县十三：……连道”，这是涟水流域有史记载的第一个县级行政区，也是这个地理范围第一次行政认同。
接着，刘宋时期范晔的《后汉书·郡国志》载：“长沙郡，秦置，雒阳南二千八百里。十三城……连道……”，可知，连道是秦汉时期隶属长沙郡或国，管理湘中涟水流域的一个县级行政机构。
关于县城的记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涟水》：“县故城在湘乡县西一百六十里。”
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连道城，（湘乡县）西百六十里，汉，县属长沙国，后汉，属长沙郡。或曰故城，亦谓之龙城，唐初曾移湘乡县治龙城，即此，寻还旧治。”
同治《湘乡县志》，除引录《水经注》之外，还说：“或曰三十五都城围子，又名仙人城，盖其地正当县治，里数亦合。”
关于连道故城的历史信息驳杂，兹不一一记述，三点很关键，1.连道故城叫龙城；唐代湘乡县治曾移驻龙城。2.连道故城有多种说法，一说在今天的杨家滩附近（龙城以其地近龙山而得名）一说在仙人城；3.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认为“在今涟源市东，邻娄底市”（见《汉书·地理志汇释》凤凰出版社谭其骧主编）。但不管具体位置在哪，在物流人流汇集的“黄金水道”涟水河滨，娄底的附近。
先说“道”，在秦朝开始出现，与县同级别，专门用于管理少数民族聚居区，秦称“道啬夫”，西汉称道长。在治理上既纳入郡县体系，又实施羁縻政策，保留少数民族内部原有的社会组织与习俗，赋税征收方式较为灵活与宽松，甚或“听宣不听调”。《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解释为县“有蛮夷曰道”。《续汉书·百官志五》指出“凡县主蛮夷曰道”，延续秦制。出土的里耶秦简证实“道”的确以民族聚居为主要依据。历代注家对此向无异辞。
清代末，黄以周在《汉县通考》一文中对此质疑，认为道并不仅仅以其地有无民族群体为唯一标准，更重要的是，在其境内还要有联系民族地区的重要交通线路经过，即“所谓道者，为蛮夷水陆往来之通衢，非指土著而言”，设立道的目的是为了途径当地的重要交通线。这是道制兴起的原因。
连道，联通“湘中”，保障涟水这条经过“蛮夷”地区的、重要的物流人流交通线的行政设置，就真切历史的再现在人们面前。
再说“连”，从辵从车，意为人拉的车，是交通工具。
其又作为金属物名出现在《史记·货殖列传》：“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
《隋书·地理志》：“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在资，然亦无饥绥。其俗信鬼神，好淫祀，此大抵然也。”大抵描述汉隋以来，江南经济社会变化，生活方式与风土民情特点。
“连”的用途，《汉书·食货志》：“铸作钱币，皆用铜，淆以连锡。”《集解》：“连音链，铅之未炼者。”，可见，连，是以铅为主，而往往铅锡伴生的有色金属矿，故而“连锡”并称，主要用于制造钱币或青铜器。
综上，连道，就是设置在涟水交通线上，保障连锡等矿物运输通畅的，蛮夷獠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县级行政区，其官长谓“道长”，有“连道长”印（见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312》）。
南朝宋武帝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并连道入湘乡县。这个存在了624个年头的县级行政机构，消逝于历史的烟云，留给人们无穷的追忆与探究。
关于连道及其所属区域，历来众说纷纭。
公元422年南朝宋武帝永初三年，连道并入湘乡县。而此前，在一定时段连道与湘乡县并存。湘乡建制时间，传世文献无载仅同治《湘乡县志》有“湘乡县，始析湘南置湘乡县，属零陵郡。湘南仍自为县，与连道并属长沙郡。”此书写于清同治年间，一是未明确湘乡县设立时间，二是说湘乡县自湘南而非连道析出，析出后属零陵郡。而湘南县与连道仍并属长沙郡。三是《水经》云“涟水……，东北过湘南县。”说明东汉桑钦写《水经》时尚无湘乡县。而《水经》成书时间虽有多说，但通常认为其成书于汉魏时期，即公元三世纪中后期，这一时期与《水经》记载的水系分布及地理内容吻合。如此，湘乡县当晚于公元三世纪中后期。推测连道与湘乡县并置时间长则一百余年，短则几十年。因为年代久远，而湘乡县一直建制至今，清以来士人学者如邓显鹤等认为“连道即湘乡县”。
从西汉时期连道周边行政建制看，东有湘南县（后析出湘乡县，与连道并置），西与雪峰山西麓的武陵郡相接，南抵资水北岸与零陵郡毗连，北部与同属长沙郡、与连道同时设置的益阳县为邻。《汉书·地理志》虽有益阳县的记载，但无典籍证明其管辖蛮夷杂处的梅山地区。今冷水江（原属新化县）尚有连溪、中连、下连地名，从侧面为连道与该地区的紧密关联提供了线索。
郦道元《水经注·涟水》“涟水出连道县西，资水之别”，揭示涟水作为资水支流的地理独立性与整合性，提出连道辖梅山资水地区，应该是有认同基础的。
从连道故城的选址来看，无论是“城围子”或是“地近龙山”的“龙城”，都是在“资水之别”的涟水之滨，处于梅山地区东缘，为经略长沙蛮分支之一的梅山蛮的前哨。同时应该承认，连道对于“蛮夷”的管理是渐进和宽松的，以至于到了六百多年后宋代，梅山地区才从“旧不与中国通”，迎来置县这个“王化之一新”的局面。
又据《史记·货殖列传》“长沙出连锡”，与《汉书·食货志》“淆以连锡”印证，颜师古注引李奇“铅锡璞曰连”。故连道之设有经济职能与少数民族地区职能的两重宣示——既控扼锡矿山的矿产及运输，又统辖“不服王化”的梅山蛮。
汉代湖南地图
三、早期涟水河畔的主人：南蛮鴃舌之人
南蛮鴃舌之人，是早期涟水河畔的主人。
《孟子·滕文公上》称，楚人为“南蛮鴃舌之人”。意思是楚人说话像鸟叫一样难懂，今娄底、湘乡一带仍多古语遗存，“牛叫”、“鸟叫”之比即难懂不好听。活跃在古连道区域的“南蛮”应该是与武陵蛮、五溪蛮等并称的“梅山蛮”，长沙蛮的一支，即以蛮猺獠（注：猺、獠是对少数民族的侮辱性称谓，“獠”新化县志多有记载，但常常被研究者无视）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其实，“蛮”不是某一个部族的专称，而是南方非华夏民族的泛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蛮”往往与不同部族、地名连用如“苗蛮”、“楚蛮”、“长沙蛮”、“梅山蛮”等。
历史上，这里山高林密，山地丘陵起伏，自然条件恶劣，自然村落之间少通音问，有“十里不同音”之说。“楚言而出”（《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明，楚人的语言与中原不能互通。《史记·楚世家》：“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意思就是不遵守中原周朝的规矩、礼仪，语气中能感受到熊渠那霸蛮的倨傲和盲目的自信。
春秋时期，南蛮作为早期涟水流域的主人，是综合历史发展的传承性与后来秦汉的长沙蛮、宋之梅山蛮现实存在及相应的行政设置得出的结果。
《汉书·地理志》：“（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汉王逸也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信仰上信巫重祀，生活方式上火耕水耨，食鱼与稻。而《宋史·梅山硐蛮传》那片“旧不与中国通”的梅山区域，与连道这一辖区叠合。且史籍中除连道外，这一地域在同一历史时段，无其他行政机构设置的记载。连道，是唯一坐落在涟水之滨、梅山腹地，存在于秦汉至南朝时期的行政区域。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中对梅山核心区域“东起宁乡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寨，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的描述，与连道辖地基本契合。而南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梅山，在新化县北五里”的记载，更为梅山作为连道腹地提供了地理坐标。
在连道这片群山环抱的土地，历史本由多种民族共同书写。那些被史家笼统称为“蛮”的族群，其主体是傜、獠，还有部分来自中原的移民。连道山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生存图景，正是蛮夷“火耕水耨”生产方式的真实写照。他们面对险恶自然环境所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在《岳阳风土记》中化作了“其俗好勇，尚气力”的记载。
《寰宇志》则云：“其人尚气而贵信，喜直而恶欺，节俭而不奢，朴厚而不佻。”
而历史记载，连道蛮民与中原王朝有过多次的碰撞，被视为两种生存逻辑的激烈交锋，也是两种文化的融合过程，“不服王化”的化外之民，在连道这片山岭间构筑了属于他们的社会秩序。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翟守素率军“入梅山硐，俘斩硐民数千”。连道地区经历了多次战火洗礼。
一〇七二年，“旧不与中国通”的梅山蛮，新近归服王化或安心归服王化。《宋史》对此次开拓之功的人和事，记入史册，大事表彰。
章惇《石槽山》云：
瘴疠潜消瑞气和，梅峰千里润烟萝。人在双堠虽云远，路在好山宁厌多。
的确记载了“开梅”的不畏艰辛，写出了“王化之一新”的祥瑞氛围。（案，石槽山在今冷水江市三尖乡境内）。
《舆地纪胜》载“（溪獠瑶人）愿为王民”，言蛮瑶主动接受“王化”，这与梅山民俗传云：经与梅山各硐主协商，订立“汉降猺不降，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大相径庭。
对于蛮民而言，归服王化是与以往的、带有自治形式的“道”制生存形态的根本改变，当“户万四千八百，口万九千八十九”的数字刻入《宋史》，山民加入了国家的大一统编户齐民。这些“王化”在带来文明的同时，也压迫、挤压着连道山地的原生文化肌理。
今天的连道——娄底，曾经少数民族聚居的核心区，少数族群已是所剩无几。留下来多是关于渔猎生存方式的传说故事如张五郎，还有信巫重祀，万物有灵的民俗如傩戏，还有悍勇刚毅，血性偾张的武术以及流传至今佶屈聱牙的方言俚语等等。原住民如苗、瑶、仡佬等，也逐步南向或西迁。这在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研究文论中可以找到迁徙的路径与轨迹。《宋史·梅山硐蛮传》所载的广大区域今天已难觅“硐蛮”当年的足迹。
区区千年，沧海变桑田。
今天，在研究古代文明时，一是不能食古不化，认为越古老越有价值，拒绝创新，拒绝融合和发展。二是不能刻舟求剑，画地为牢，以古老的地域范围来削足适履地对演进后的文明评头品足。蛮夷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过程中，一方面养成了勤劳坚忍刚毅自强的优秀品格，耐得烦，霸得蛮，舍得死，能扎硬寨，打死仗。另一方面在竞争中培养了以力胜人，尚武复仇的虎狼之性，这种蛮夷性，就会成为文明秩序的破坏者。
外来的移民和文脉、文明，从西汉王莽时期开始，沿涟水而上，如水滴石穿般，缓慢而强劲有力地西进……
据文史专家胡能改《梅山客户》对新化122姓族谱研究表明，这些代表新化绝大部分人口的族群，都是江西等地的移民。他们携带着强大的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此时的涟水，变成了一条移民的通道，一条文明的通道。
宋代以来，他们沿涟水兴建起林立的书院：碧泉书院、涟滨书院、连璧书院、双峰书院、观澜书院、陶龛学校等，甚而在梅山腹地建起了西团书院，文塔，亮出了日渐响亮的主流大一统儒家文化旗帜，并走出了耸立一代、于湖湘文脉有存亡续绝之功的“湘学复兴导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日烽火连天，23所大中小学集聚蓝田，这里崇文重教，成为抗战时期与昆明、桂林并称的全国三大文化教育中心之一。
“谁谓荆蛮？兹为邹鲁。”拥抱先进文明的开放性，正是涟水文化体的基本特征。
四、屈原，一位过客的永恒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烽火正旺，学者钱钟书在涟源蓝田任教国立师范学院时，写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围城》。小说中的“三闾大学”位于湘西“平城县”，三闾则取自屈原所任三闾大夫的官名，掌管楚王族屈、昭、景三姓事务。这部反映现代知识分子在战乱时期不遑宁处身世飘摇的现实或精神困境的作品，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而三闾大夫屈原与湘中、与涟水流域的历史联系激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
时间再往前，二十世纪初，1905年，娄底新化人陈天华因不满国家积弱，敌国侵凌，愤而在日本东京湾蹈海而亡。人们说“这是屈原爱国主义生命轨迹的一个近代版本”。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称其“感愤国家的危亡，蹈海而死是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
时间再往前，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娄底新化人邹汉勋因“同县邓湘皋先生以考定屈子生卒事相属”，而作《屈原生卒年月考》，邓显鹤恰是以继承屈原文统自命的一代“湘学复兴导师”。
王逸在《楚辞章句》说：“昔楚国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
屈原在涟水流域的足迹考证者少，但其精神血脉在娄底大地得到了深刻延续。一是涟水流域介于沅湘之间，当然可能是三闾大夫“窜伏之地”；二是涟水流域的人们对于屈原有深刻的研究及敬重；三是其《九歌》所承载的巫傩遗风、家国情怀与刚烈血性，通过民俗、艺术和集体人格三重维度，塑造了涟水文化生命体独特的文化气质。清娄底冷水江禾青镇人易缙（同治三年即1864年举人）《晚秋过木山铺》诗云：
一鞭秋树外，十里暮云高。
野水舂粳碓，人家压酒糟。
霜寒入山骨，风劲卷溪毛。
独听猿猴啸，悲声激楚骚。
足见涟水流域的生活习惯、地理环境是激发人们“楚骚”之情的触媒。
屈原在沅湘山水间踯躅的身影，凝成涟水文化体中一个永不消逝的坐标。他“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的迷惘低吟，如迷雾中挣扎的孤魂，在历史的幽谷间久久回荡。溆浦，毗邻着古老而神秘的梅山地区，那曾是“梅山蛮”世代生息的土地。于是，一个疑问悄然升起：这位被放逐的三闾大夫，是否曾涉足那云雾缭绕的梅山，其足迹是否曾印在那片僻远而虔诚的土地上？
涟水文化体的一部分，是那亘古未绝、人神相通的巫风。此地民众笃信鬼神，祭祀之风弥漫于生活每一角落。至今，那傩戏面具下原始粗犷的舞姿，山歌里热烈直露的呼喊，无一不映照着《九歌》中那充满生命力的图景。当梅山巫师高举桃符驱邪，舞动长剑招魂，口中念诵古老咒语时，我们仿佛穿越到《九歌》的祭祀现场——“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九歌·东皇太一》）。那《九歌·云中君》中“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的壮阔巡游，与梅山傩戏中“雷车轰轰，云旗飘扬”的神明出行，何其相似！梅山傩戏中那戴面具、通神灵的“师公”，岂非《九歌·东皇太一》中“灵偃蹇兮姣服”的巫者化身？那激烈跳跃的傩舞，分明是“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九歌·东君》）的楚地遗风。屈原的《九歌》，并非纯粹的文学想象，它是对这片土地古老民风的提炼与升华。梅山，正是这古老民风未曾中断的活态博物馆，它为《九歌》那绚烂迷离的世界提供了坚实而鲜活的现实土壤。
屈原作品里那些神秘地名，更如一把把钥匙，悄然指向了梅山幽深腹地。《九章·涉江》中“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的漂泊行旅，使他必然贴近梅山地域。尤为引人遐思的是“水车”、“金凤”、“天门”等名字，它们是深嵌于梅山地理肌理中的古老地名。“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河伯》），与今天的“水车”是否巧合？至于“金凤”，梅山地域自古流传凤凰栖落于此的传说，山岭亦以“金凤”为名。更有“天门山”巍然耸峙于资水之畔，其名与屈原《天问》中“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九歌·大司命》）那通向宇宙终极的叩问遥相呼应。《离骚》中“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
地名，是历史与记忆的沉淀层（先秦无新化县名）。屈原作品中这些地名密码，成为他涉足或至少深刻感知过梅山风物的证据。
这位“过客”的绝唱，在梅山回响，那南蛮文化与士大夫精英文化融合而成的楚辞艺术世界，是民间智慧进入文人传统。涟水流域是一个散发民俗清新感和神妙感的精神家园，以生命淬炼的爱国精魂与血性忠义，注入涟水流域文化体的血脉深处，成为其最强劲的生命基因与不竭动能。
涟水，作为湘江的重要支流，其流域曾为屈原“就重华而陈词”的精神朝圣路线提供了可能通道。我们仿佛看见，憔悴的诗人沿涟水东下，转湘水北上，奔赴传说中舜帝安葬的苍梧九嶷。屈原反复吟咏的“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这路，正是屈原精神与湘中大地深刻联结的象征。涟水，默默见证着这精神苦旅，并因此成为传承屈原血性的重要文化通道。屈原对舜帝“重华”的执着追寻，其本质是对“耿吾既得此中正”的崇高道义与“伏清白以死直兮”的峻洁人格的终极确认。这种超越个体生死、指向永恒价值的忠贞血性，正是他留给涟水流域最宝贵的生命基因。
涟水流域的后世子孙，在屈原精神的滋养下，将这份“血性忠义”内化为群体品格。晚清湘军崛起于涟水之滨，其核心人物如曾国藩等，以“扎硬寨，打死仗”的坚韧、“不要钱，不怕死”的刚勇，力挽狂澜。其精神底色，正是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贞与“身既死兮神以灵”的刚烈在历史关头的磅礴回响。近代以来，涟水流域更涌现出如陈天华、秋瑾等一批革命志士。陈天华蹈海以醒民，其《猛回头》、《警世钟》字字泣血，充满“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深切忧愤；秋瑾“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绝唱，正是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勇毅在新时代的迸发。他们的血性与担当，正是屈原爱国人格穿越时空的壮烈显现。
这份由屈原播撒的精神火种，在涟水流域的文化生命中从未熄灭，反而历久弥新。它化为当地刚直尚义的淳厚民风。它更升华为一种深沉的家国情怀，使涟水儿女在国家民族需要之际，总能挺身而出，前仆后继。
屈原的伟大，在于他作为一个被放逐的“过客”，却以最炽烈的生命之火，点燃并重塑了一片土地的灵魂。涟水流域的文化生命体，因吸纳了这来自“过客”的磅礴基因而愈发坚韧强健，这份血性忠义，已成为其奔流不息、走向未来的最深沉、最强大的生命动能。
屈原在涟水流域的壮丽书写，最终证明：一个伟大的灵魂，即使身为漂泊的“过客”，亦能以其精神的光焰，穿透时间的迷障，成为一片土地、一个民族永恒的文化基因与生命图腾。
五、连锡：青铜文明与锡矿山
按照文史专家李新吾的研究，连，名词，概指铅矿石，用于地名就是指出产矿石的地方。并且，他进一步认为，这个出产“连”的地方就是今天的“世界锑都”锡矿山。
《史记·货殖列传》：“水运之利，十倍于陆。”在湘中腹地，连水与锡矿山共同构成了一条横贯古今的金属文明走廊。这条走廊不仅承载着青铜时代“金道锡行”的古老记忆，更隐藏着中国冶金史上一个持续五百年的美丽误会——锡矿山实则无锡，而是世界锑都。
“连道”之名，自秦汉设县以来便承载着丰富的物质文化信息。《隋书·经籍志》载：“连道，汉旧县，属长沙郡。”
“连”通“链”。古代“连锡”常并称，如《周礼·考工记》云：“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连道所在湘中地区，自古便是重要的锡铅矿产区。锡矿山虽以“锡”为名，实则以锑矿为主，但其伴生的铅锡矿脉却是青铜铸造的关键原料。证据显示，孙水河畔发现的炼渣堆积中，含有大量锡铅氧化物，证实此地早期矿冶活动以锡铅为主。
“连”从“辵”从“车”，其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连道地处湘中要冲，连水（今涟水），是连接湖南东西部的天然走廊。民国报人李抱一在《涟水半月舟行记》中记载：“涟水运输之利，以锡矿山之锑砂为大宗，帆樯往来，昼夜不绝。”这种繁忙的水运景象，实则是上古“金道锡行”的近代延续。《尚书·禹贡》载“荆州厥贡羽毛齿革，金三品”，其中的“金”即包含铜锡铅等金属，多经水路运输。
连水（涟水），作为运输动脉的功能尤为突出。这条发源于龙山、流经连道、最终汇入湘江的河流，在青铜时代扮演着“金属高速公路”的角色。考古发现，涟水流域的青铜器如四羊方尊、人面方鼎等，其铅同位素特征与本地矿产高度吻合。特别是1976年宁乡炭河里遗址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群，经检测含有特殊的锑元素，这种“指纹”唯锡矿山周边矿产所特有。
表：连道地名三重含义与金属文明关联性分析
北宋《梅山峒蛮传》记载梅山地区“旧不与中国通”，其民“悍勇善斗”，这种性格特质与深山采矿的艰险环境契合。在章惇开梅山（1072年）之前，连道山地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矿冶体系，其技术传统可能比中原地区更为古老。
关键的是，通过铅同位素分析，发现炭河里青铜器含有异常高的锑元素（0.5%—1.2%），这种特征唯锡矿山周边矿产所特有。锡矿山虽以锑为主矿，但其伴生的方铅矿中常含有微量锡和锑，这种特殊组合成为追溯青铜原料来源的“化学指纹”。
连水流域出土的四羊方尊（1938年宁乡黄材出土）和青铜枭卣（1959年涟源桥头河出土）是体现本地冶金成就的杰作。科技检测显示，这些青铜器具有两大特点：一是铅锡比例稳定在3:7左右，符合《考工记》“六齐”规范；二是表面形成致密的“黑漆古”氧化层，抗腐蚀能力远超中原青铜器。这种技术优势很可能源于本地特殊的铅锡合金配方——锡矿山方铅矿中天然的锑元素显著提高了合金的机械性能和抗腐蚀性。
表：连水流域主要青铜器与矿料来源关联分析
考古学家金正耀曾提出一个大胆假设：殷商时期对长江流域的频繁征伐，部分目的可能是控制锡铅运输通道。这一观点尚未在连道地区获得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连道的矿冶传统延续至近代。明代《天工开物》详细记载了锡铅冶炼技术：“凡煎炼亦用洪炉，入砂数百斤，丛架木炭亦数百斤，鼓鞴熔化。”其中提到“点铅勾锡”工艺（加铅降低锡的熔点）。
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安化县（今冷水江）村民在山上发现闪亮的矿石，误以为是锡，遂称此山为“锡矿山”。这一误判直到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才被官方化验纠正——所谓“锡矿”实则是辉锑矿）。然而，“锡矿山”之名已根深蒂固，沿用至今。
辉锑矿与锡石的误认有其客观原因：两者均呈银灰色金属光泽，且都产于低温热液矿床中。但两者的工业价值截然不同——锡是青铜时代的关键原料，而锑直到近代才显现其军事价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锑作为硬化剂用于枪弹制造，锡矿山产量占全球50%以上，真正成为“世界锑都”。
尽管锡矿山以锑为主，但其伴生矿对古代青铜铸造意义重大。地质调查显示，锡矿山矿区存在两类重要伴生矿：一是含锡方铅矿，二是锑铅锡复合矿（如圆柱锡矿）。这些矿物经过简单冶炼即可获得青铜合金所需的锡铅原料，这解释了为何在“无锡”的锡矿山周边却能发展出繁荣的青铜文化。
锡矿山的开采历史远比官方记录古老。地方志记载，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锡矿山已有“炼厂数十所，工匠数千人”。
连道与锡矿山共同构成了一条鲜为人知的“金锡古道”。这条通道不同于传统的“南方丝绸之路”，而是专注于金属原料的输送，其历史可追溯至商周时期。《诗经·鲁颂·泮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中的“南金”，很可能就包含来自湘中的锡铅资源。
这条通道的运输模式具有鲜明特点：以水路为主，分段转运。矿石从锡矿山经陆路运至连道，再由连水转入湘江，最终抵达长江流域各铸造中心。民国时期李抱一目睹的“帆樯林立”景象，正是其落日余晖。
连道的冶金成就还体现在技术传承上。蛮族的采矿秘技在宋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如《溪蛮丛笑》描述当地人能“辨矿脉如辨掌纹”。这种经验性知识可能保留了上古冶金技术的活态记忆。直到近代，锡矿山矿工仍沿用古老的“火龙”法（火烧水淋）破碎矿石，这种方法在《天工开物》中就有记载。
连道与锡矿山的故事提醒我们：文明的发展往往建立在材料革命的基础之上。从青铜时代的铅锡合金到今天的锑基半导体，这片土地始终在书写着人类与金属的永恒对话。
结语
涟水河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概念，富有鲜明特色，蕴含深厚内涵，集聚精英先贤，卓有历史贡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锻造过历史辉煌，闪耀着璀璨光芒。
从这一角度，我们把涟水文化作为有机的文化生命体来观照，无疑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在当今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做好涟水文化深化、转化、活化工作，将释放其厚重内涵，有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彰显时代价值，展现因应时代的精神气质和现实影响。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考古的发现，人们逐渐撩开涟水流域那神秘的面纱，感受那基于深刻的历史文化认同基础之上强大的文化自信，是一个有着蛮夷性、融合性、开放性、成长性的文化体。涟水，是多元文化碰撞与创新的沃土。涟水流域出土的四羊方尊、人面方鼎等青铜器，工艺精湛，兼具中原和楚地特色，表明涟水是文明交汇的重镇。
真正的文化高地，从来无需被定义！
（作者系湖南省政协原委员、娄底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工商联原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