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的性情脾气
01 不凝滞于物
在历史的长河中，首位以正面笔触描绘湖南人民与世推移之性格特质者，乃是屈原。屈原在遭受放逐至沅湘地区之际，有幸邂逅了一位当地德高望重的老者。
在《渔父》中，屈原这样写道：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
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这篇文章后来被司马迁较完整地抄写到《史记》的《屈贾列传》中。
渔父的世界观就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他追求的是一种人心与世事的和谐。
他们以保全自然生命为宗旨，爱惜生命甚于一切。为了保全生命，可以放弃一切，甚至于忍辱含诟、随波逐流、委屈求全、苟且偷生。
他们认为保全生命的最佳办法就是热爱自然，顺其自然，把自我投入、融合到无限的大自然中去。
该文后经司马迁详尽编纂，得以载入《史记》之《屈贾列传》。
渔父的世界观，其核心在于“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追求的是人心与世事的和谐统一。
他们秉持保全自然生命的宗旨，视生命为至高无上。为保全生命，他们不惜放弃一切，甚至忍受屈辱、顺应潮流、委曲求全、暂求生存。
他们认为，热爱自然、顺应自然，将自我融入无垠的自然之中，乃是保全生命的至上之道。
在湖南地区，众多民众选择以“渔父”作为名或字，沅湘流域亦有多处以“沧浪”为名的地名，这些现象均深刻体现了湖南人民深受渔父文化之影响。
南北朝时期，《武陵记》说武陵人民“人气和柔多淳孝，少宦情，常弹五弦之琴，以黄老自乐，有虞夏之遗风。”
到了明清时期，常德地区还留下有“地散民风缓，商多市气浮”的记载。
所谓市气，即指逢迎时势、唯利是图之风，遇事不硬干，而是善于变通寻找策略。这种风气明显与“圣人不凝滞于物”的哲学思想相悖。
在当今社会，这种性格特质在某些湖区人群中仍有所体现。
02 强悍尚气
根据历史文献的详细记载，湖南人的性格特征普遍表现为强悍与负气，这些特质在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隋书·地理志》曰荆州“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
湖南在历史上曾归属于荆州，虽然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略显牵强。然而，《隋书》中的《乞伏慧传》明确记载，其称乞“领潭、桂二州，总管三十一州诸军事，其俗轻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湖南人民的部分性格特点。
自汉代起，湖南地区之反抗与反叛事迹，屡见于各朝官方编纂的史册之中。武陵蛮、板楣蛮、长沙蛮等部族频繁起事，对中央王朝的边境地区构成严重威胁，此等情形彰显了湖南民众之强悍民风和坚定的反抗意志。
宋代以来，除却民风劲剽之特性外，湖南地区民众喜好斗争、善于诉讼之风日盛，讼狱之事逐渐增多，此亦为民风劲悍尚武之一种体现。
李曾伯在《潭州谕俗文》中讲长沙地区“民最喜讼，号难治，”“每阅案款，中间或因盗资财，争田产，兆祸于帏薄，启爨于杯酒，或本无深隙拳手遽交，小有间言挺刃相向，而至有亲戚变仇雠，卑幼犯尊长。”
附属的醴陵为大邑，“民喜斗讼。”衡阳也是如此，其属县耒阳，“素号难治”。岳州的临湘，“草生弃地没牛深，岂是膏腴亩一金。野老双蓬俱半脱，尚凭蜗角起争心。”是岳州属县中最难治的一县，人称“违法不顾，惟岳州四县为甚。”
有的北方人竟然把到常德一带为官当成畏途，认为自己命不好。
所以，苏辙说“荆湖之南，地远多险，民悍而喜讼。”
此段文字深刻反映了四川人民对湖南民俗风情的独到见解。明代以来，关于湖南人民性格特征的记载，大体上承袭了前人的描述，未见显著变动。
如长沙“地广物众，统属邑有十二，其人劲悍决烈，尚勇而好争，非得疏通练达特廉明之士不足以治之。”还有的人认为长沙“其民性则决烈而劲直，”“性之所染亦多豪犷桀骜之态，往往健讼之日闻而逋赋之交织。”
在嘉靖的《衡州府志》中，记载境内衡山县因“客户渐多，主俗颇变，健讼之风，近年漫长。”
常宁县也“客户间主，军民相杂，耳濡目染，以讼为能，环坐聚谈多及讼事。”
安仁县“劲悍尚讼”。
酃县“父子兄弟刀锥之利亦事竞争，童子发蒙遽习词讼。”
在桂阳州，“民性易怨而难感，好讼而不狡。”
蓝山县“性偏刚而惑于伪，事无巨细，少忍辄讼。”
临武也是“好讼喜争，比屋习吏乃多于儒。”
在湘北地区岳州府属县，“巴陵冗烦，临湘冲刁，平江刁猾，华容讼简，澧州淳俭颇烦，安乡颇猾，石门刁简。”
慈利县人“赋性悍直，有小忿则悻悻难忍。”
嘉庆《长沙县志》多次讲到“湖南地邻苗峒，人黠而悍，止话逞强好事，罔知礼义纲常。”“湖南之民刁狡成习，动辄以人命为奇货。”“楚乡有官法远、蛮法近之谣。”
附近的醴陵“好讼喜斗，尚气轻生，民俗颇嚣。”
益阳则是“恣肆者贱守义，轻生嗜利，尚口嚣讼，近亦有之。”
衡州府中，“自宋以来号多讼。”
安仁“俗刁狡，虽数世以前之舍山为寺者，辄自命山主，构讼不休。”
据《光绪兴宁县志》记载，资兴因“近岁四方射利者习闻本土易畜，异父母携妻子群然沓至杂处”，“尔来机诈相习，误信地棍挑唆成讼，甚至服毒图赖，猾变百出，邑始多事。”
在湘西的龙山，“任侠尚气，一语投合倾身与交，偶枨触所忌则反眼若不相知，必得报而后已。乡居穷僻不谙科法，戾理乞胜强于竞讼，视纠众劫斗为故常。”
关于湖南人性格的类似记载，在历朝历代以及各地编纂的地方志中均有详尽的叙述。在近代学者的著作中，亦能观察到相似的观点。清朝中期曾任湖南布政使的四川籍官员李榕，曾评价湖南人“气太强”。
清末曾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是江西人，他说湖南人“好胜尚气，”又称“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立清华大学考察团来湘，所见与前人略同。他们在提出的考察报告中说：“一入长沙，即深觉湖南之团结力特别坚强……然同时亦气量偏狭……吵嘴打架，殆属常事，民风剽悍殆即以此。”
外地人这样看待湖南人，湖南人自身的看法也大体相同。
章士钊总结湖南人的性格：“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日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
这也是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说的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不死心的气概，永不回头。
湖南人民性格与精神风貌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崇尚血性。这一特质在政治上的坚定性、思想上的坚韧不拔和行动上的不屈不挠三者之间，得以深刻体现，并汇聚成为湖湘士人群体的崇高正气。
这种崇尚血性的湖湘正气，已然成为湖南人民共同的文化心理特质，深刻影响着社会各阶层、各个领域。其体现为一种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种强烈的时代忧患意识，以及一种敢于先行、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湖南人民更是展现出舍生取义、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其高尚品质在全国范围内堪称典范。
南宋末年，长沙城为元军所破，岳麓书院的学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城内的老百姓，“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曾国藩以书生带兵，把扎硬寨、打死仗作为湘军的基本战术，常常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勉励自己。
太平天国运动，自广西起，席卷湖南，进而深入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直至四川等地，所到之处，几无不可攻克之敌。
然而，尽管其声势浩大，却始终未能攻克长沙城。湖南地区虽然不乏参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志士，但同样也有众多湖南儿女，他们为捍卫家国，奋力抵抗太平天国，使得太平天国在此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最终，太平天国在湖南人的顽强抵抗下，走向了衰落与失败。
后来人总结，“咸同中兴，江、罗、彭、李诸公，凛凛以血肉之躯当炮石，而曾、胡钜老，苦心调护诸将，兴起大难而共功名。”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中，湖南地区涌现出众多英勇无畏的先烈，他们以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理想，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其中，蒋翊武、唐才常、马福益、刘道一、林圭等先烈更是杰出代表，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载史册，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
陈独秀在论及湖南人的奋斗精神时曾充满感情地说：“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批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二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因此，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宏大历史进程中，流传着“广东人立言，江浙人出钱，湖南人流血”的赞誉之辞，旨在高度赞扬湖南人民所展现出的崇高牺牲精神。
03 率直诚实
湖南人民展现出的直率与诚实品质，使得人们在与他们交往时能够迅速产生亲近感，仿若久别重逢。他们对于爱与恨、喜与怒、哀与乐的情感表达，都显得尤为鲜明而直接。
在政治立场上，湖南人民展现出了坚定的态度，无论是对于开放与封闭、革新与守旧的抉择，都体现了他们易于走向极端但始终坚守原则的特质。
这种独特的人文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诸多鲜明的印记。
在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之际，湖南省展现出了蓬勃的朝气，然而，同时也滋生了一股全国知名的顽固守旧势力，这两大派系之间的斗争激烈而尖锐。
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湖南省更成为了正、反两种力量斗争最为激烈之地，备受世界瞩目。
这一过程中，湖南人民性格中的率直与坚韧特质得到了充分展现，尽管有时表现得较为极端，却也是其独特魅力的体现。
在语言表达上，湖南人具有直截了当、坦诚相见的特点，他们不擅长绕弯子，而是以“直肠子”式的直接沟通方式为主。
在待人接物方面，湖南人同样展现出他们的热情与开朗，但或许在幽默感上稍显欠缺。
他们重视义气，坚守气节，与人相处时热情如火，一旦关系不和，则显得冷漠疏离。
沈从文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及湖南人如“乡下人”般率真直接，坚守原则，不易妥协，这种性格特质有时会让他们无意中得罪他人。
而道州人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对莲花的描述“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恰似湖南人性格的真实写照，体现了他们内心的正直与坚定。
这种性格也使湖南人办事讲求五湖四海，不抱团，不搞小集团。在湘军威名显赫的时候，左宗棠与曾国藩大闹意见，郭嵩焘、李元度与他们之问也时有龌龊和掣肘。
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元帅以他的耿直和倔犟向毛主席上书提意见，造成两位湖南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巨大裂痕。
湖南人民的直率性格，为外国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61年和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两度来华考察，尽管初到之时并未得到湖南人民的热情接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湖南人民的评价愈发积极。
首先，他接触到了湖南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发现湖南人民不仅言辞上表现出贤明、诚实和率直，更在行动上彰显出诚挚与真实。湖南人民不仅坚守着中华民族最古老、最保守的传统习惯和信仰，重视家庭内部的培育，而且在对待犯有过错的人时，所施加的惩罚更是比未开化之地更为严厉。
其次，湖南人民对于立即革新事物的态度持有强烈的反感，他们坚信这是受到外国影响的结果。作为较早深入中国内陆腹地的外国学者，李希霍芬对湖南人民的性格和教养给予了公正、客观的评价。
本文素材来源于“湖南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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