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民国湘西的档案，会发现一个极为有趣的人物。
他既上过黄埔军校，戴过蒋介石的“天子门生”徽章，又曾在南岭山落草为寇，统领一帮刀头舔血的土匪；他既当过典狱官、警备队长，又亲手制造过成百上千支土枪；他曾被军统局长戴笠奉为座上宾，最后却死在了军统的刑场之上。
这个人叫陈士虎。
陈士虎生于1892年，湖南嘉禾县一个叫三广头村的农家。
他本名陈炎德，字雅俗，号啸岚，光看这个字号，就透着一股想雅又舍不得俗的矛盾。
他早年读过凤感乡高级小学，后来又半工半读考进了长沙法政学校，写得一手好字。在那个年代，一个湘南农家子弟能拿到法政学校的文凭，足以贴上“进步知识分子”的标签。1920年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嘉禾县警备队长，后来又做了宝庆县的典狱官。此时的陈士虎，穿着制服，拿着俸禄，是地方秩序的维护者，标准的“体制内人”。
但硬币的另一面很快便翻了过来。
1922年，他的胞兄被县政府以“通匪罪”枪毙。陈士虎闻讯后拍案而起，倒不是因为他突然懂得了什么阶级大义，而是纯粹的家仇。
他愤然辞去公职，回到乡里，恰逢南岭山一伙名为“凤云堂”的农民武装首领陈玉林盛情相邀。这位前警备队长、前典狱官摇身一变，入了伙。同年十月陈玉林身亡，陈士虎凭着读过书、当过官、能写会算的“复合型人才”优势，被众匪推为新首领。
从此，“陈典狱长”变成了“陈大王”。在他统领下，“凤云堂”发展至千余之众，拥有数百条枪，还召集了上百名铁匠在山里自造枪炮。他与地方团防局武装周旋数年，神出鬼没。这时的陈士虎，是官府文书里标准的“股匪”。
但民国乱世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土匪与革命者的身份常常只有一纸委任状的距离。
陈士虎很快率部接受招安，辗转投奔了桂军沈鸿英部，当上了团长。从土匪到正规军团长，他完成了第一次华丽转身。然而沈鸿英不过是军阀混战中的一片浮萍，陈士虎显然不满足于此。
1926年3月，他做了一个日后被证明极其精明的决定，改名陈士虎，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那个曾经在山里造土枪的土匪头子，如今走进了蒋介石最嫡系的军事学堂，与未来的国军精英们同窗共读。
一年后他毕业时，他的人生进入了“正面”朝上的黄金期：湘南宣抚团少将委员、首都警察厅督察、陆军第二十四师副师长、豫西师管区司令兼民团总指挥，驻军洛阳，手握重兵。
此时的陈士虎，胸前挂满了勋章，口中讲的是三民主义，手下指挥的是正规国军。谁能想到，这个在洛阳城里发号施令的将军，几年前还在南岭山上打家劫舍？
然而硬币总要翻转。
1939年，他被免职解甲归田。
原因语焉不详，但以陈士虎的性格推测，多半是在派系倾轧中失了势。
于是他又回到了湘南老家，暂时做起了“平民”。
但命运很快给了他第二次翻转的机会。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急需在敌后组织游击武装。
这时，军统局局长戴笠亲自给他发来了邀请电。为什么是陈士虎？因为戴笠太清楚这个人的价值了，他既有黄埔正统的“革命”身份，又有统率千余土匪的草莽经验；既能写一手漂亮的公文，又能在深山老林里带着弟兄们打游击。这样的人，简直是硬币的两面完美地长在了同一个身体上。
陈士虎当然不会拒绝。
他迅速招集旧部，那些当年在“凤云堂”跟着他打过劫的老弟兄们，又从湘南各地的田垄和赌坊里冒了出来，重新聚在他的旗帜下。他带着这些人进驻洪江、武冈一带，接受了著名的第二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也就是“洪江班”的特务训练。经过近一年的美式特种训练，1945年5月，这支部队被正式改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第七纵队，陈士虎任指挥官。编制上说得冠冕堂皇：敌后破袭、情报收集、破坏日军交通线。
实际上，这支部队的核心战斗力，恰恰来自于陈士虎早年在南岭山做土匪时积累的那套生存法则，打不过就跑，抢得到就抢，见风使舵，利益至上。
某种意义上说，戴笠想要的不是一位将军，而是一位受过黄埔教育的土匪头子。陈士虎完美地提供了这一“复合型产品”。
关于这支部队的规模，史料没有留下精确的数字。但可以从其脉络中推测，早年“凤云堂”千余人，加上他在洛阳、豫西当师长和司令时聚拢的旧部，即便经历了裁汰和离散，他在湘南民间的号召力依然不容小觑。
这支别动军第七纵队，少说也有上千人枪，且接受过美式特种训练，战斗力远非普通土匪可比。
他们活跃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之间，既是国军序列中的正规部队，又是一支随时可以散落为民匪的武装力量。这种“亦军亦匪”的状态，恰好是陈士虎一生最传神的写照。
硬币的第三次翻转来得又快又狠。
抗战胜利后，陈士虎对即将爆发的内战毫无兴趣，不，准确地说，是他敏锐地嗅到了风向的变化。
他开始与粤北的中共地下党秘密接触，谋划率部起义。
从一个旧军阀部队的团长，到黄埔生，到国军少将，到别动军指挥官，现在他又想变成“革命者”。如果成功，他将再次完成一次漂亮的身份转换，正面朝上，光彩照人。但他忘了，这枚硬币上永远刻着“土匪”两个字，而土匪最致命的弱点，是内部随时可能出现的背叛。
他的计划被军统洪江训练班的副主任陶一珊侦知（这位也是老熟人了，具体可见：陶喆的祖父 是个怎么样的人？）。陶一珊与陈士虎早有旧怨，两人在训练期间矛盾重重，水火不容。陶一珊毫不犹豫地将情报密报军统局。
1945年，军统以“诱捕”的方式将陈士虎骗至重庆，随即投入卫绥总部监狱。曾经被戴笠亲电邀请的“游击奇才”，如今成了阶下囚。1946年4月25日，陈士虎被军统以枪决方式处决。死亡没有给他最后一次翻转的机会。
那个曾在南岭山上呼啸来去的土匪头子，那个曾在黄埔军校里昂首阔步的天子门生，最终被自己的“同志”杀了，罪名是“通共”。
陈士虎死后，他一手拉扯起来的别动军第七纵队迅速瓦解。
部分残兵在随后的内战中四处流窜，有的被国民党残余势力收编，有的干脆重操旧业，落草为寇，在湘鄂川边区的深山老林里打着“反共救国军”之类的旗号继续做最后的挣扎。这些人的命运更加微不足道，最终在解放军的剿匪枪声中烟消云散。
回看陈士虎的一生，很难分清他究竟什么时候是革命者，什么时候是土匪。或许这两个身份从来就不是前后相继的，而是同时存在于他身上的一体两面。
他读书时是进步的，落草时是凶悍的，当官时是体面的，当土匪时是痛快的。
他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从“国军少将”到“谋反者”的心理转换，就像他早年从“典狱官”跳到“凤云堂”一样自然。
支撑这一切的，不是什么主义，不是什么信仰，而是一道最简单的算式，哪一面对我更有利，我就把哪一面亮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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