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学名刊是时代精神的坐标，也是文学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2026年4月起，顶端文学推出“文学名刊主编访谈”系列策划，旨在对话全国名刊文学掌门人，打捞办刊理念，追问文学当下价值，为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现场的深度思考。本期我们走进《芙蓉》，与主编陈新文开展全面对话。
陈新文简介：湖南衡阳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芙蓉》杂志社社长兼主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为出版人，他策划的图书屡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大奖：1999年以纯文学通俗化表达的理念打造“三场”系列畅销书，实现严肃文学市场突围；2002年策划《心灵鸡汤中国版》系列，累计出版百余种；2015年率先推出余秀华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开创草根诗人出版奇迹。
在三十余年办刊生涯中，陈新文为《芙蓉》确立“严肃、纯正、经典”的底色——源于“芙蓉国里尽朝晖”的磅礴与《爱莲说》的高洁风骨，同时积极介入鲜活文学现场，将其打造为“理解时代的窗口”。选稿以“现实关怀”为灵魂，强调与时代同频共振、兼具人文立场与艺术独创性。面对数字化与AI冲击，他认为文学期刊的边缘化有利于沉淀，只要人类需要精神空间，文学便不会消亡；终极壁垒在于“葆有文学的人性温度”，回归“人”本身。他劝勉年轻作者保持耐心与定力，希望《芙蓉》为中国文学留存一种“深情而坚韧”的声音。
文学关乎责任担当，更关乎世道人心
顶端文学：《芙蓉》创刊于1980年，曾被誉为全国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新世纪以来，文学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芙蓉》如何在坚守文学严肃、纯正、经典的同时，又能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湖南最重要的青年作家群体“湘军五少将”——田耳、谢宗玉、马笑泉、沈念、于怀岸，都是从《芙蓉》杂志走出来的。刊物既要有全国视野，也要扎根地方文脉，二者如何兼顾？
陈新文：新世纪乃至新时代以来，文学的土壤与气候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喧嚣的时代语境，《芙蓉》如何既坚守自己的文学品格，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这始终是我们案头最核心的命题。
“严肃、纯正、经典”，是《芙蓉》四十余年来未曾动摇的底色。这份底气，源于刊名中毛泽东同志“芙蓉国里尽朝晖”的磅礴气象，更源自周敦颐《爱莲说》中那份高洁、纯粹、超拔的精神风骨。这种如莲花般不染尘埃的办刊理念，在任何时代都熠熠生辉。但在新时代，坚守绝非故步自封。真正的纯正，是敢于直面时代的体温；真正的经典，必须扎根于当下的泥土。因此，我们选择积极介入鲜活的文学现场，挖掘那些真切、精准反映当下生活的精品力作。同时，我们也努力打破传统纸媒的壁垒，通过新媒体矩阵重建与读者的情感连接，引导新大众文艺。我们希望《芙蓉》不再是一座封闭的“文学象牙塔”，而是一扇敞开的窗——一个理解时代的窗口，一种能为现代人提供情绪价值与精神庇护的有效途径。
关于本土与全国的辩证关系，我们的答案是：扎根地方文脉与锚定全国视野，不仅不冲突，反而互为表里。湖南这片土地从不缺乏文学的养分，从曾经声名鹊起的“文学湘军五少将”(田耳、谢宗玉、马笑泉、沈念、于怀岸)，到近年蓬勃生长的“文学湘军新势力”，无数优秀的作家都是从这里汲取力量，最终走向全国。湖湘文化源远流长，赋予了湖南作家独特的文学情怀。高标准地扶植本土作者，让他们根深叶茂，自然能实现“墙内开花墙外香”。
但一本文学刊物若只深耕本土，注定难成气候。《芙蓉》在选稿上从未有过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我们始终敞开怀抱，以聚拢国内优质作家为己任。因为我们深知，《芙蓉》的使命不仅仅是打造一块湖湘文化的金字招牌，更是要努力为中国原创文学生态的发展提供参考与新活力。无论是培育代际传承的作家梯队，还是探索前沿的文学审美，我们都致力于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助力中国文学评价体系臻于完善。
顶端文学：您曾强调《芙蓉》“一直以关照现实主义题材为主，倾向于那些对现实描摹、充满深情，而且有深刻思考领悟的作品”。在选稿标准和审美取向上，“现实关怀”具体意味着什么？除现实题材外，您眼中值得刊发的一篇“好稿子”还应具备哪些特质？
陈新文：文学的力量与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对社会的凝视与对现实的介入。在我们的选稿标准中，“现实关怀”绝非一个空泛的概念，它首先意味着作品必须扎根于当下火热的生活土壤，去捕捉日常故事中真实的人民脉动。正如萨特所言：“文学最重要的特性与功能是介入现实和干预生活。”一部真正具有现实关怀的作品，必然具备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与人文精神。文学关乎责任担当，更关乎世道人心。因此，我们的办刊理念始终锚定“时代语境、现实关怀、人文立场、个性审美”。
所以我们认为，一篇真正值得刊发的“好稿子”，其内核往往超越了题材本身的边界，而取决于它是否具备以下几个维度的特质：
首先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能力。无论是书写宏大的历史变迁，还是刻画个体的微观命运，优秀的作品都应带有强烈的“当代性”。它能够敏锐地把握新经验、新审美与新精神，让读者在阅读中看到自己所处的世界，感受到一种内在的时代对话。
其次是坚守深厚的现实人文立场。好作品应当直抵人性的幽微之处，对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命运困境以及尊严给予深切的关注。
再次是要有不可替代的艺术独创性。我们拒绝只有技巧外衣而无灵魂的平庸之作。真正的佳作必须有故事、有灵魂、能打动人，让人在阅读时产生“走心”的共鸣。在某个维度上展现出独特的审美品质。
总的来说，一篇好稿子应致力于叩问现实、反思生活，在岁月的沉淀中依然保有直击人心的力量。
好作品兼具文学与市场价值
顶端文学：《芙蓉》自创刊以来，先后刊发了韩少功、张炜、残雪、叶兆言、王跃文、邱华栋等一线名家作品，推出了老藤、李浩、叶舟、石钟山等实力作家，扶持了双雪涛、钱佳楠、郑在欢、王占黑、陈春成等文学新人。您当年发掘余秀华的经历至今仍被业内传为佳话——2014年深夜读到余秀华的诗，“浑身鸡皮疙瘩”，连夜联系，率先签约，最终诗集销量近百万。从稿件的选取到作者的发掘，您背后有着怎样的判断标准？编辑的“嗅觉”是如何形成的？
陈新文：对于作家，我们始终一视同仁，抱着大海捞针的心态，发现新人的优稿比约到名家的作品还要兴奋。《芙蓉》历来重视青年作家的培养，从二十多年前集中推出70后、80后的“七十年代人”“我们，80年代出生”等栏目，到近十年集中推出90后的“实验”“新声”等栏目和“青年作家小辑”“00后小说小辑”，不少作者都是首次在文学刊物发表作品，我们始终是青年作家的坚强后盾，并为他们的成名成家骄傲！
可以说，“好作品、独特性、共鸣感、质感力”是一个编辑发掘作家的核心判断标准，编辑嗅觉的形成，除了一定的天赋，更多的在于人生阅历、工作经验与编辑素养中形成的判断力和敏锐度。要有理解好作品、读懂好作品的能力，更要有观察时代、洞彻社会发展的解剖精神。一个编辑想做成一本得到读者认可的好书，必须触摸市场的脉络和读者的“呼吸”，策划出版余秀华的第一本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就是我恰好看懂了一些时代文化潮流和读者的需要，近些年的诗歌之所以有市场，与微信普及、八项规定出台及社会精英、动力人群早年诗歌情结密切相关。微信等社交软件的广泛使用，为诗歌提供了便捷传播渠道，人们能通过朋友圈、公众号快速分享诗歌，打破时空限制，且音频、视频等多样化呈现形式丰富阅读体验，契合碎片化阅读需求。
八项规定实施后，党风政风改善带动社风民风转变，营造出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社会更加重视主流文化，诗歌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获得更多推广与弘扬。此外，现在的主流精英和社会动力人群早年在校园多怀有诗歌情结，诗歌曾是其青春时期的精神寄托，随着人生阅历增加，更易与诗歌产生共鸣，凭借自身文化素养与影响力，带动身边人关注诗歌，形成良好文化传承与传播氛围，推动诗歌流行。这种大的文化环境加上余秀华独特、真实和诗意的表达，引领图书市场也就不奇怪了。
顶端文学：您投身编辑行业二十余年，策划的“官场”“情场”“商场”系列丛书半年卖出6万套，震动行业。您当时总结：“文学要活，得先学会‘放’——不是放弃底线，而是放下身段”。您如何平衡文学的“纯粹性”与市场的“可读性”？
陈新文：文学是关乎灵魂的事业，捍卫文学的纯粹性就是秉承对文学的敬畏之心，捍卫文学的自主性、文学性、文本性。推出语言精深、思想精湛、艺术精湛的精品力作，是我们的立社之本，无论是《芙蓉》杂志还是湖南文艺出版社，我们出版的作品从不以娱乐、商业利益或直接的社会功能为主要目的，而是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专注于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和精神探索，出“好作家好作品”。当然，文学的市场属性和商品特质在当今时代越来越明显，作家需要读者，出版社、杂志社需要经济效益和市场，如何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之时兼顾经济效益，寻求作品的故事性、可读性，是新时代语境下文学出版人必须面临的问题。在不损害文学性的前提下，编辑可引导作家侧重故事性书写，也可将作家之前创作的“有料”作品重新整合包装。重新梳理目标人群，积极介入新大众文艺和非虚构文本，推出更多大家喜闻乐见的作家作品。尤其现在要结合传统出版、文学期刊、网络平台等渠道，扩大作家作品传播范围，最大限度开发作家的IP价值。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雅俗共享，兼具文学与市场价值。
顶端文学：您既是《芙蓉》主编，也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同时还是一位诗人，在《诗刊》《星星》《诗歌报》等报刊发表诗歌300余首。您曾说“写诗是为了搭建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王国”。在编辑与创作者双重身份中切换，您如何理解文学编辑的“初心”？
陈新文：和部分编辑同行一样，我也是因为热爱写作才进入出版行业，几十年职业生涯始终在诗人和编辑之间游离。编辑与创作的双重身份有一个共同点，是源自对文学事业的初心和热爱，这种初心是发自心底对文字的尊重、敬畏，是几十年常坐的“冷板凳”，是一直浇不凉的“心中火”。写作和编辑都在搭建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王国，只是写作侧重向内，编辑侧重向外，无论是读书、写诗，还是编书和作家交朋友，都充实着自己。编辑的初心，意味着坚守文学理想审美、坚持文本文字品质，文学出版不能陷入短平快的流量竞赛，而应坚守其最根本的使命：为时代筛选和留存具有美学价值和思想深度的文本。
越是信息碎片化时代，完整、深邃、富有精神滋养的原创叙事就越显珍贵。要把内容的原创性和质量当作办刊选稿的生命线，对关系稿、人情稿说不，同时提醒自己和编辑部同事，拒绝交换发稿，写作是为了提升自身素养，更好地与作家对话，更好理解作品、编好作品，不是为了利益交换，要守住出版人代代相传的纯粹和良知。
顶端文学：您曾在访谈中指出，理解新一代人在快速更迭的技术面前所呈现出来的不安、焦虑和惶恐，越是这样，越觉得文学有存在的必要。面对AI写作的兴起、短视频的冲击和读者阅读习惯的碎片化，《芙蓉》如何应对数字化变革？您认为文学期刊的未来转型方向在哪里？
陈新文：新一代文学人在新技术面前焦虑、惶恐很正常，因为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边缘化并不是消失，只要地球上还有人，只要人类还需要精神空间，文学就不会消亡。文学不消失，期刊就不会消失。边缘化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存在。边缘化有利于旁观，有益于思考，有利于沉淀。
真正的文学是一种远距离的审美和创造。包括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从甲骨、竹简到羊皮，几千年尝试下来，真正的文学找到了纸张这个最为契合的载体。数字化下的新媒体、新媒介更便捷，但不适配于需要深度阅读的严肃文学。真正文学的阅读，还是在纸上最有感觉。很多电子阅读器包括kindle的广告还是说它们无限接近纸书。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人类进化到今天，一直是通过反射光观察事物，远远没有适应通过直射光来看东西。青少年因为屏幕接触太多而导致近视率越来越高就是明证，以至于教育部要明令不准带手机进教室。
但融合创新大势所趋，传统纸媒和新媒体融合发展，已经是摆在面前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个人开视频号、佩戴AI眼镜、用AI辅助看稿，充分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和影响。未来文学期刊必须实现从“产品生产商”到“文化服务商”的转变，有限发行量的纸刊只是内容生产平台，数字化的载体传播才是重要外延，文学期刊必须借力数字化拓展纸刊的边界，利用好多媒介传播和快速传播、即时反馈，提升期刊品牌影响力。《芙蓉》为此专门成立了营销推广部，运营杂志微信号、视频号、小红书，将杂志作品数字化，强化电子书和有声书的推广，助力杂志作品影视、话剧等IP改编，形成多媒体矩阵，杂志视频号每年好几篇十万加，喜马拉雅的有声杂志订阅数8万+，效果比较明显。
特别是当下以及未来，面对Al以惊人的效率生成文本、模拟情感甚至解构经典，文学界难免会有一种本领恐慌与身份焦虑。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文学重新确认自身价值的契机。因此，葆有文学的人性温度，回归到“人”本身和“心”本位。将目光投向那些具体的人、具体的困境与具体的悲欢。只有如此，才能建立抵御冰冷算法的最强也许还是最后的壁垒。
第一届芙蓉文学双年榜，图片来源于中国作家网。
青年作家需保持耐心和定力
顶端文学：您曾组织策划“芙蓉文学双年榜”，四十多年来，无数作家从《芙蓉》出发，成为中国文坛的主力军。在文学评价标准日益多元化的当下，设立这一榜单的初衷是什么？它在推动文学发展方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陈新文：“芙蓉文学双年榜”我只是参与者和具体的执行者之一。这个影响颇大的双年榜，是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出版集团指导、《芙蓉》杂志社策划实施的湖南首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榜单，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一项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持续性的大型文学活动。这一榜单的初衷一是全方位擦亮《芙蓉》的文化名片品牌；二是为湖南出版集团原创文学版块提供战略支撑，彰显湖南出版文化形象，体现湖南出版的文学审美主张；三是致力打造全国标杆性文学活动品牌，助力中国原创文学发展。总的来说，“芙蓉文学双年榜”是湖南原创文学出版的重要发声，代表了湖南出版对新时代文学的评价站位，对湖南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目前榜单已成功发布两届，形成“文学图书榜+芙蓉杂志榜”双轨评选机制，累计评选上榜作品40部，在收获业界广泛赞誉的同时，逐渐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可，在汇聚名家资源、助力出版转化、提升湖南出版集团整体影响力、支持中国作协“两个计划”等方面产生广泛影响。目前第三届芙蓉文学双年榜已经启动，已经完成“推荐”“初评”，随后将陆续展开复评、终评，并于年底前举办“芙蓉文学盛典”。相较以往，第三届“芙蓉文学双年榜”进一步优化评审专家库，建设覆盖评论家、学者、出版家、媒体人等不同职业专家在内的多元化评审体系；加强AI审读力度，在内容审读上，引入朱雀AI检测、知网查重系统等智能鉴抄系统，进一步加大对候选书目的审读力度，维护榜单公信力。加强青年作家和新大众文艺作品的推荐、选拔力度，发现、扶持未来的大家、名家，为榜单带来持续的流量和热度，提升塑造未来文学潮流的能力。
顶端文学：《芙蓉》杂志已积累了40后至00后4000余名作家资源，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完整作家梯队。您曾指出，当下的文学创作存在“有时候比较浮躁，有时候比较急功近利；再就是在题材选择方面，没有自己的独特性，雷同的题材反复书写”等问题。作为一份创办四十余年的文学期刊，您对当下的年轻写作者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期许？
陈新文：从目前青年作家的投稿和写作情况看，确实存在“比较浮躁、急功近利、同质书写、生活缺乏”等问题，不少青年作家重虚构、轻生活，重技巧轻情感，重发表、轻探索，显得过于精明和成熟，失去了该有的活力和创新。这和文学式微的时代和“出名要趁早”的写作观有关，相比上世纪八90年代，写作是辛苦的事，很难再靠此生活富足，青年作家急于求成可以理解，但青年作家需保持耐心和定力、激发动力和活力，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才能越走越远，叶茂根深。
期待他们不要闭门造车，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主动走进社会、时代，写有血有肉的生活，写出作品的真实感、情感度、深刻性；期待他们和编辑一样，甘于寂寞，回到文学的本身，学习中国传统经典和世界经典的精髓，勤学苦练，避免空洞的套话或过度依赖技巧，形成自己的鲜明风格；期待他们展现年轻作家该有的特质与风貌，在继承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尝试新的题材、体裁和叙事方式，敢于运用新的传播手段，为中国文学创作的新路径、新文本、新思考提供新活力。
顶端文学：您曾提出“‘新时代文学’不在别处，而在我们对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否有更深刻的体会”。《芙蓉》作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发起单位之一，站在2026年的当下，您认为中国原创文学在“从高原到高峰”的攀登中，最需要突破的瓶颈是什么？
陈新文：“高原到高峰”主要指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都极好的“大作品”，从目前出版的作品看，题材扎堆、原创力不足、同质化严重，叙事表面化模式化，主题写作水准不高，缺乏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对时代的敏锐洞察，创作深度与思想性不足。中国原创文学在“从高原到高峰”的攀登需要多方合力：创作者需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十年磨一剑”的姿态，创作出真正思想精深、艺术精湛，有筋骨有温度的原创精品；出版者需摒弃过度数量化、商品化追逐，警惕“唯奖项论”“唯流量论”等现象，推出真正留得住传得下的好作品；评价者需搭建更加科学、健康的生态评价体系；组织者需主动提升跨界融合传播能力，将文学与影视、动漫、游戏等跨媒介深度融合，扩大影响力和传播范围。突破这些瓶颈需要创作者、出版机构、文学组织等各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强化原创力培养、深化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完善创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动文学与科技融合。
顶端文学：假如十年后回看今天，您希望《芙蓉》为未来的文学史留下什么样的声音？作为诗人与编辑家，您最大的文学期许是什么？
陈新文：无论多少年以后，我都希望《芙蓉》为中国当代的文学史留下一种“深情而坚韧”的声音。这种声音，不应是喧嚣一时的流派口号，也不应是随波逐流的商业迎合，而应当是一种扎根泥土、关切民生、充满悲悯与追问的时代回音。我希望未来的读者在翻阅旧刊时，依然能透过那些文字，触摸到当下火热生活的肌理，感受到一代人对世道人心的深切体察。它能够证明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曾有一群人执着地用笔触记录真实，用思考抵抗遗忘，让文学真正成为照亮现实的一束光。
作为一名诗歌写作者与编辑，我始终认为，文学必须葆有“人”的温度与尊严。诗歌也好，小说也罢，它们最终都应回归对人的关切。创作者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坚守独立的人文立场，不盲从、不媚俗，勇敢地向人性幽微处探寻，向时代深处发问。我更期许文学界能建立起健康、包容且多元的评价生态，让真正有灵魂、有独创性的作品得以脱颖而出，让那些默默耕耘的写作者不被埋没。
所以我个人固执乐观地相信，只要还有人在真诚地阅读、认真地书写、无私地扶持，文学的薪火就不会熄灭。唯愿《芙蓉》如它的名字一般，在未来的岁月里持续绽放，以不变的初心和开放的胸怀，迎接每一阵吹过湖湘乃至全国的新风，为中国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贡献一份绵长而笃定的力量。
陈新文，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新华文摘》《诗刊》《星星》等报刊发表诗歌数百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湖南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芙蓉》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湖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顶端新闻记者 张茹 首发于6月12日顶端新闻客户端）
原标题 ：专访《芙蓉》主编陈新文：好稿子叩问现实，直击人心 | 张茹名家访谈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