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驴：骑士的旅途

在我二十八岁那年，未婚，精神怠倦，但早早确立了写作就是一生的追求。很多事情我都半途而废，写作是为数不多还在坚持的事情。虽产量不高，也没甚名声，但每个字都是自己想写的，这就很满足了。

骑士

骑士启程了。头戴毡帽的红色牛仔，骑一头灰毛驴，足蹬高筒皮套靴，靴子上的踢马刺银光闪闪，手持左轮，一路向前。它最先源于他在网上偶然看到的一张图片，他将其命名为“红色骑兵军”，使用多年，如今成了他微信的头像。出于某种偏爱，他甚至特意请朋友画出来，裱框在学校宿舍书房的墙壁上，所有人进来就能看见。在去年出版的小说集《骑鹅的凛冬》腰封上，他这么写道：如果牛仔无法再次骑行，生活还有什么意义？或许在路上，对他而言，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人生的隐喻。

郑小驴的写作之旅启程于二〇〇五年。那年他十八岁，第一次离开故土湖南隆回，执意出门远行，目的地是隔壁省会南昌。这让他想起高中时期读过的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那时他还不理解这篇小说到底要讲什么，只记得小说中描述的“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不同的是，郑小驴脚下的路是乡间阡陌，他没法体验马路像贴在海浪上的感觉，也无法知晓这条命运之船将带他驶向何方。他的第一次出门远行更像是青春期的叛逆。狼狈，不甘，还带点少年不惜与全世界为敌的决绝。

然而离开熟悉的故土，却是出自本能的选择。即使是在陌生的县城，他也觉得比待在窒息的故土要轻松自在得多。陌生的地方给他带来新鲜和轻松。正是这种天性使然，比起故园，他更喜欢涉足陌生之地。那时他热爱上了摇滚，听崔健、许巍、朴树、迈克·杰克逊。在闭塞的县城，听这些歌的人寥寥无几，音像店花花绿绿的盗版磁带中，更多的是风靡一时的F4、SHE、阿杜，他要找的那些磁带藏在不起眼的角落，有时甚至需要央求老板单独进货。每次找到一张新专辑，他都如获至宝。戴上耳机，与世隔绝，现实的烦恼一一清场，耳机里回荡着老崔建歇斯底里的怒吼：“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了我双眼也蒙住了天……”在歌声中，愤怒少年仿佛找到了某种确凿的东西，像极人生的答案。十八岁的天空，五彩缤纷，最好的色彩是自由。自由生活，自由表达，自由书写。他也听许巍朴树，听久了内心悄然蒙上一层忧郁的色调。“天空如此美/却不知向何处飞”。他有时忍不住想，歌里写的，好像就是他自己。在后来的散文中，他这么回忆那段青春岁月。

“十八岁，除了暴脾气和忧郁的气质，我两手空空。我想反抗的东西很多，能反抗的东西很少。”

童年时期，郑小驴是远近闻名的故事大王。每次上下学，都前遮后拥，学伴们都喜欢听他讲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是听大人讲的，有的是他现场编的，大多是武侠加山村鬼故事，边想边讲，还需要时刻提防别露馅。即使放学再晚，都有一群同伴在等着他。

郑小驴祖父是一名乡村道士，方圆几十里做道场，有一肚子鬼故事。小时候他最爱听祖父讲鬼故事。1990年代初，湖南很多偏远乡村尚未通电，漫漫冬夜，围炉夜话，大家靠讲故事来打发寂长的冬夜。祖父讲难产鬼、倒路鬼、露水鬼、吊死鬼，讲得活灵活现，听之无不令人毛骨悚然，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记。隆回地处梅山文化的核心地带，尚武崇巫，民风剽悍，充满神秘性，堪比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郑小驴的小说沉浸其间，也蒙上一层鬼魅魔幻的色彩。

郑小驴的外公则是一名乡村基督徒。这位孤独的信徒一生没有见过十字架，没有进过教堂，更没见过神父。初中时期，郑小驴父母出去打工，他成了留守儿童，外公带他，两人于是有了更多相处的时间。他偷看外公的《圣经》，摩西向海伸仗，将水陆分开，以色列人踏着干地，摆脱身后追赶的埃及人……看得津津有味。

谈起为何爱上写作，郑小驴回忆起上小学时的第一堂作文课，当时老师布置的题目写《我的学校》，他在作文中写“学校门前那座石拱桥，就像一弯新月”，赢得老师的课堂表扬，此后信心大增。多年后他回忆，“那是我头回得罗老师表扬，只觉得心里异常轻盈，自在。从此便不再惧怕作文，懂得了比喻句的力量。每次都想方设法将作文写得漂亮，博得罗老师表扬”。

上初中时，他又遇到一位年轻的语文代课老师。老师在北京深圳都呆过，视野开阔，上课也不像别的老师那么刻板。郑小驴作文好，板书工整，颇得老师赏识。有天他的女同桌没来上课，第二天传来她自杀的消息。他记得那天的语文课，老师神色穆然，没有讲课文，而是教他们唱《朋友》，老师唱一句，班上同学跟唱一句，那是他在音乐课之外第一次唱歌，虽然还不明白什么是生与死的分量，但每一句都刻在心里。时隔多年，老师的那堂课依然历历在目，他明白了老师的用意，用一首歌来纪念这位早逝的朋友，让一群懵懂的孩子，懂得珍惜友情和敬畏生命。他认为这堂朴素动人的课，充满了人情味，透着人性的光亮，是他受到过的最好的普世教育。

他从小喜欢阅读，但父母管教严厉，不许他看教材以外的“闲书”。他和大他八岁的哥哥睡家里阁楼，他的阅读启蒙大多是哥哥的“闲书”。哥哥上大学后，寒暑假都会从学校借一批书回家，《简爱》《包法利夫人》《围城》《红与黑》，都是他从哥哥手中借来的。他尽享这顿阅读的饕餮大餐。多年后，他依然记得读完《警察与赞美诗》的情景，在隆回乡村寂静的雨夜，对遥远的大洋彼岸那个可怜的陌生人产生了莫名的惆怅和挂念。

应试教育体制下，他的阅读始终处于地下状态，既要提防父母，也要提防严苛的老师，阅读上始终处于饥渴状态。直到念大学，他才终于迎来阅读上的彻底解放。学校图书馆成了他最亲近的“阁楼”。他开始如饥似渴地恶补阅读，每周都从图书馆抱来一摞书。读阿城、韩少功、残雪、余华、苏童、格非、林白、北村；海明威、福克纳、川端康成、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那时他有一个雄心，要将图书馆文学类的书籍看个遍。当时借书还需在借书卡上填写个人信息，有些书躺在书架上，距上次借阅已经快二十年了，有些甚至在他出生前就没有人再去翻阅。郑小驴在一张张借阅卡上写上新鲜的字迹，让一本本书死灰复燃，重获新生。他独享这份隐秘的快感和骄傲。“那些书死了，唯有阅读才能唤醒她。”看得多了，难免手痒，也想写动手写点什么。

二〇〇六年，大二，他开始尝试写小说。处女作诞生于那年一个火热的夏夜，他躲在中南大学铁道学院的一个自习室里，从超市买来最廉价的红色线条稿纸，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字，汗渐渐染湿木桌，小说也逐渐显型。这篇处女作《1966年的一盏马灯》，是他向未曾见过面的祖母的致敬之作。祖母上过新学，能作诗赋，解放前毕业于邵阳爱莲女子师范学校，后死于文革。曾祖父则毕业于岳麓书院，传闻曾担任过溆浦县官，后告老还乡，是当地有名的乡绅，热衷办学和教育。这些家族的回忆和传说，是他最早的一批小说素材，也是最初的文学资源。

《天花乱坠》也是那一时期的作品。他利用周末，躲在图书馆，陆陆续续写了六万多字。后来底稿丢失，幸好提前录入了电脑，这篇他觉得稚嫩的小说，躺在电脑文件夹中，一藏就是十五年，后来拿出来发表，赢得中南大学教授晏杰雄激赏。小说塑造了一个村庄的群像，如一幅万花筒式的乡村图景，追述过去，记录当下，天女散花一般的写法，野蛮，蓬勃，生机勃勃，既写实，又充满儿童式的天真幻想。

除了童年和亲人的回忆，郑小驴也是国内最早触碰计划生育题材的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西洲曲》（2013，人民文学出版社）曾被著名汉学家陈安娜女士拿来和莫言《蛙》等做过对比。而其后发表在《山花》的短篇小说《鬼节》，残雪偶然阅读后，主动将它推荐到了美国《words without borders(无框文学）》和日本《中国现代文学》。“他还这么年轻，小说就写得如此老练，字里行间透出一股黑沉沉的力量。”残雪这样评价道。《今天》杂志曾做过一期郑小驴作品专辑，里面几个小说都涉及计划生育主题，2016年北岛去海南，见面时还提及。

在路上

2007年夏天，一个偶然机会，他获得一家文学期刊实习的机会，从南昌去了昆明。机缘巧合，和作家海男同间办公室。海男不常来办公室，一周来一两次，通常来得很早，一大早就坐在办公桌前，拆邮件，写回信，有时也写小说或和他聊天。郑小驴之前就在《花城》等刊物上读过她的小说，现在与作家近距离相处，让他有些激动。得知他在写小说，海男便让他打印出来给她看看，看后对他鼓励有加。后来《十月》杂志“新干线”要推郑小驴专号，他要她写篇评论，海男爽快答应了。这篇《他应该写小说》，海男文中写道，“……他深怀着写作的一腔抱负，那种抱负我曾经在逝去的青春年代经历过的，它充满了温柔的幻想，可以沉入泥浆，可以在泥浆中种植松柏和紫薇。拂过他文字中潜藏的人性的秘密，我的手触摸着滇西的紫薇，那一棵棵在大理中洱海深处的植入泥巴的紫薇，是我最初在文字中反复吟唱的一种绚丽和香气。”

那时实习工资五六百块，除去食宿，常所剩无几，囊中羞涩。海男了解到他的情况，时有接济，通常在清晨无人的办公室，将装有钞票的信封迅速塞到他手里，不容置疑坚持让他收下。周末会叫他去她家楼下的小饭馆吃饭，改善伙食。郑小驴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这温暖的一幕：“昆明的阳光穿透法国梧桐的叶隙，斑驳而温暖。她远远地看到我，向我招手，依然是圆顶毡帽、长裙。我们每人要一瓶啤酒，在这闲适的中午，可以安稳地坐上一两个小时，聊文学，聊生活和见闻。饭后她会选择去街上散步。她不停示意我多吃点，补身体，点很多的菜。那时我还单瘦，穿最小码的裤子还得系皮带。这个常年在云南高原游走的女人，此刻不再是诗人、小说家、编辑，而是一位大姐或母亲。”

离开昆明后，他辗转各地，北京、长沙、海南都留下他的足迹。

2014年，那年郑小驴正好二十八岁，他做出离开长沙的决定，选择南下海南。那时他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四年，生活基本安定，去一个气候环境语言都完全陌生的地方，是一个相对冒险的决定。他在海南的寓所毗邻流芳路的五公祠，流芳，谐音就是流放，流芳路就是一条流放路。郑小驴在散文《海南，或一种透明》中这样写道：“一千年前，一些人被放逐至此。一千年以后，一些人选择了自我放逐。自我放逐，意味着远离故土，远离熟悉的生活，远离舒适圈。”

在海南，他跑步，露营，游泳，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时他会去拜访湖南老乡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当面求教解惑，喝茶谈趣。夜间，朋友们骑着小电动，来他居所里做饭喝酒饮茶看电影，帮他打扫和整理房间。

然而命运有时充满了偶然，令人错愕。2014年国庆期间，郑小驴南下海南。他和哥哥两人轮流开车，从长沙一路南下，到海口将近凌晨。第二天刚把行李安顿好，坐在还不熟悉的客厅，正想喘口气，手机响了，是个北京的陌生号码。他记得那天是十月三日，大晴天，他站在窗台接的电话。电话那头自我介绍，我是阎连科，你愿不愿意来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创意写作？那个电话让郑小驴有些发懵，“阎连科”再加上“中国人民大学”，瞬间构成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有一种魔幻和不真实之感，“就像一个虚构的小说”。电话那头说，“如果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来帮你订去北京的机票。”阎连科的话带着河南口音，但郑小驴全听懂了。他从未见过阎连科，但是很早就读过他不少小说，知道他是享誉中外的大作家，这个电话让他颇有些受宠若惊。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感受，“这是生活向我开的一个甜蜜的恶作剧。但即使是恶作剧，我相信也是甜蜜的。”他没犹豫，很快做出去北京上学的决定。

2016 年，他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创造性写作硕士班的一员。同学中，不乏鲁迅文学奖得主，也有小说已销售百万册的知名作家。导师阎连科、梁鸿、刘震云，都是文学界鼎鼎有名的作家。郑小驴和作家双雪涛同住一寝，静园 22号楼。两人清扫宿舍，收拾停当，双雪涛说，“接下来三年，我们好好写点东西，当年沈从文和巴金也同住过，各写各的，成了一段佳话。”

在北京三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去洞庭》。这是一部采用非线性叙事手法，讲述陷入命运漩涡的五个人“在路上”的故事。这是一部在叙述技法和小说主题都倾注了思考的野心之作。作家阎连科认为这部小说某种意义上被低估和埋没了，无论小说语言、结构还是人物塑造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回忆北京三年，郑小驴在小说的后记中这样描述：这三年，漫长得像场冬眠。身份的转换，情感的蜕变，外省青年与北京之间的微妙关联，充满了戏剧，幽默，荒唐，似乎都可以进入文章。

偌大的北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小说家提供了大量在场的文学资源的同时，也将他天性敏感、沉默、木讷和不善与人打交道的短板暴露无遗。

骑手选择再次启程。下一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破折号。漂泊不定的路上，他也感念那一双双善意的目光，就像暗夜中的萤火虫，不断给他指引方向。

孤独的树

郑小驴迄今为止已参加过六次马拉松。五次全马，一次半马。跑步是他写作之余最重要的运动方式。他跑步的爱好起源于初中时期。那时他就读于一所寄宿中学，每天清晨起床，他会沿省道跑步。后来去了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初来乍到没有什么交际圈，他于是重新拾起跑步这一爱好，自此再也没有中断过。他说海南是运动爱好者的天堂。每天下班，他会沿着寓所附近的美舍河跑上几圈，每次十公里，这渐渐变成他日常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时他去更远的南渡江跑步。从五公祠出发，沿着南渡江堤坝一路跑到新埠岛，往返正好十六公里。他不喜欢加入跑团，更习惯一个人跑步。他说，一个人跑步，更能全身心沉浸在跑步的节奏中，思绪也能从诸多束缚中脱离出来，获得短暂的自由，他将跑步比作是完美的“逃脱术”。

郑小驴对第一次跑全马依然记忆犹新。那是 2016年北京马拉松。他很幸运，第一次参赛就中签了。那时正是跑步热潮起来的时候，像北马这种国内顶级金牌赛事，都需要抽签。为了参加这次比赛，他早早开始备赛，训练，储备体能，购买新装备。比赛前一晚，兴奋得彻夜难眠，睁眼到天亮。第二天清晨坐头班地铁去天安门，最终四个半小时顺利完赛。

为了跑马拉松，他还特意从北京飞厦门，参加过厦门马拉松。他感言，跑步不仅让心跳加速和汗流不止，更重要的是，每一步都结实蹬踏在地，让人感觉到一种真实的存在。

去陌生城市，相比乘坐地铁和搭出租，他更喜欢用双脚熟悉四周环境。他回忆，人大首届创意写作班去罗马游学，住在城郊，他一个人靠着导航跑了十多公里，特意去了人民公园和《罗马假日》的取景地喷泉池，这个经历让他对这座陌生城市有了更深的体验感。长途出差时，他习惯在旅行箱塞一双亚瑟士跑鞋。多年的跑步习惯，使跑步早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北京、海口、长沙，郑小驴始终没有停止跑步。

他回忆在海南一口气绕操场跑七十圈的情景，最先操场上挤满了跑步者，人多得拉不开距离，后来有人体力不支，逐渐退场，直到最后，操场上只剩下他一人。他用跑步比喻写作，写作漫长，是一场马拉松，考验的是耐力和体力，跑得快的未必跑得远。他享受跑步，跑步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也是一种精神运动，能酣畅淋漓地排尽写作中的毒素。

2014 年，他的工作调回长沙，成了一名高校老师，教授创意写作。虽然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动，但跑步依然没变化。他很快在住处附近寻觅到了一处跑步的理想之地，他的小说《战地新娘》灵感就来源于在月亮岛跑步时想起多年前一个剧组在此拍电影的情景。

小说开头写道：“战壕里横卧着一匹马。”

这是他回长沙写下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后来收录进最新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南方巴赫》（2024，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集收录了《国产轮胎》《一屋子敌人》《战地新娘》《衡阳牌拖拉机》等九个故事，囊括了他这几年的最新作品。同名小说《南方巴赫》斩获了第八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中篇小说主奖，在获奖感言中，他说写作是一个人的战争，是暗夜行路，是过于喧嚣的孤独。小说获奖，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我的前行之路。

回首《1966年的一盏马灯》，这位在路上的骑手已经启程 17 年矣，早已告别了稚嫩的青春，也告别了漂泊不定的生活，开始稳步进入小说家的黄金年龄。

在长篇小说《去洞庭》的自序中，他引用了《阿飞正传》中的台词，“我听人讲过，这个世界有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一直飞啊飞，飞到累的时候就在风中睡觉。这种鸟一生只能落地一次，那就是它死的时候。”对郑小驴而言，写作和无脚鸟无疑也有着无形的契合度。他唯恐文字掉进平庸的漩涡，变得腐朽不堪，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他依然并将永远在“在路上”，就像《南方巴赫》里的结尾：

“我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地，但我必须驾驶我的车，在这个雪夜一直开下去，开下去……”

南开大学曹霞教授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这样评价他：“相对于体质孱弱的文坛，郑小驴的独特性在于，他的身体和心性互补性地建构起了写作的格局。长跑的习惯健康着他的身体，他蓬勃结实得不像个作家。内向的性情滋养着他的笔触，他的写作安静且丰饶地贴着时代和心的内里。就这样，他在“逃离”中写“逃离”，在“迁徙”中写“迁徙”，提供了一代人精神肖像的侧面，由此呈现了时代基因的果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讲述主题和方法，由此形成了一代人的美学、价值观和话語谱系。”

生活在报复你，文学在补偿你。这既是他的文学观，也是一种生命诗学。写作的道路坎坷不平，既有鲜花，掌声，也有低谷和落寞。而骑行的牛仔，注定孤独，这也从某种意义上定义了他对孤独的理解：也许孤独就是一棵不合群的树。我常幻想海平面上有那么一棵树，孑然独立于海面，与其他丛林远远隔开。

作者简介：汪阳，2001年生，重庆人，湖南师范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