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句话，至今听来仍觉震撼：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等，这些名字，撑起了晚清半个世纪的政治军事版图。
但你知道吗？就在雍正元年（1723年）之前，湖南还是科举场上的落后分子。一场叫南北分闱的科举改革，彻底扭转了这一切。
清代前期，湖南、湖北同属湖广省，省会在武昌。湖南士子考举人，必须渡洞庭、涉长江，跋涉千里去武昌应试。
这有多难？湖南巡抚李发甲在奏疏中写道：湖南洞庭险隔，臣昔身经其地。每遇七八月秋水时，至一派汪洋，士子赴试实有性命之虞。
他亲眼见过：六七月间，狂风暴雨，舟毁人亡之事时有发生。
更残酷的是数据对比。举人郭远在《呈请南北分闱文》中统计：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湖北应试考生超过8000人，湖南仅2000余人，结果湖北中举67名，湖南仅15名。
而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一年，湖广乡试中，湖南总不及四分之一，或仅逾十分之三。
也就是说，湖南考生人数只占湖北的零头，中举人数更少。
《湖南通志》记载得更具体：从顺治三年（1646）到雍正元年的78年间，湖广开科26次，共录取举人2204名，湖南仅440名，平均每科16.9名。
更扎心的是，湖南生员数量比湖北还多！巡抚潘宗洛上奏，湖南生员数量多于湖北，每科湖广乡试，录取数仅为湖北的四分之一。
原因是：湖北在科试之外，还通过录遗大收等方式，额外选拔6000多人参加乡试，湖南没有这个待遇。
郭远痛陈：可怜湖南数千里税赋之地，渐弃为科第沦落之乡。湖南交了那么多税，科举上却没人替他们说话。
湖南人不服。
康熙四十一年（1702），桂阳举人郭远写下《呈请南北分闱文》，这是湖南士子请求分闱，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文献。
他提出：建贡院的钱，湖南两万生员自己捐。考试费用，从每年拨给湖北的经费中扣，不够的，湖南考生实名捐赠补足。
一个举人敢做这种承诺，可见湖南士子多么渴望分闱。
此后20年，三任湖南巡抚接力上书。
康熙四十四年（1705），巡抚赵申乔上奏，请求分卷分额，仿照陕西等边远地区，在湖广乡试中给湖南单独划名额。
康熙五十一年（1712），巡抚潘宗洛再奏，洞庭险隔，湖南赴试者跋涉倍难，而入彀之英才甚少。
也有人反驳，江南、陕西也有两个巡抚，乡试不都在南京、西安举行？潘宗洛回应，人家是陆地，湖南要过八百里洞庭，能比吗？
康熙五十五年（1716），巡抚李发甲第三次上奏，这次更狠。他以亲身经历说事，湖南士子北上武昌考试，洞庭险隔，实有性命之虞。
他祭出一个绝妙的比喻，康熙帝曾在洪泽湖设立救生桩，挽救无数船民性命。
他说，分闱能挽救湖南士子性命，这就是洪泽湖之救生桩啊！
奏疏送达，九卿议定：不准行。
康熙五十九年（1720），御史吕谦恒再奏，仍被驳回。这场抗争，持续了20年，三任巡抚、一位御史前赴后继，都以失败告终。
1723年，雍正即位。这年七月，清廷突然下诏，允许湖南设立贡院，南北分闱。
为什么？雍正自己说了：朕心甚为恻然。
新君即位，笼络天下士子，湖南人等了78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刻。
但难题来了，诏书七月下发，第二年二月就要举行乡试，只剩六个月。新建贡院至少一两年，怎么办？
好在李发甲留了一手。康熙五十五年他上奏的同时，就在长沙城北建了一座湖湘书院。虽然后来分闱被驳，书院搁置，但基址还在。
诏书一下，湖南官方火速行动。史载：仍即书院为贡院，添建头门、龙门三间，望楼四座，号舍八千五百间。
雍正二年二月，湖南贡院迎来首次乡试。从此，湖南士子再不用冒死渡洞庭。
学者评价，这是湖南湖北，从文化上分开的标志性事件。
南北分闱的直接影响，立竿见影。
《湖南通志》记载：分闱后，湖南中举名额从每科约16.9人，骤增至49名。乾隆年间核减后仍有45名，道光五年（1825）增至71名。
从雍正二年到光绪八年（1882），湖南共举行74科乡试，中举3888人，平均每科52.55人，是分闱前的3倍多。
更关键的是进士数量。首次分闱后的春闱，湖南一次高中8名进士，从之前的难产，一跃升至全国中游。
这8人进入官场，成了湖南政治势力的火种。
往岁阻洞庭，乡试不上十人，分闱后争自劝学，登甲乙者不绝。同治《桂东县志》如是记载。
湖南人才到了晚清，为什么突然井喷了？南北分闱不是唯一原因，但绝对是最关键的引爆点。
湖南大学教授李兵指出：分闱后，湖南乡试中举人数翻了三倍，更多湖南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清代中后期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盛况，正是以这批举人、进士为根基。
分闱后湖南举人名额大增，极大刺激了士绅阶层的教育热情。各地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激烈竞争。
最典型的是岳麓书院。1805年，岳麓生员彭浚高中状元，87岁的山长罗典在书院披红挂彩，大宴宾客三天三夜，戏鼓喧天，这不是为了虚荣，而是为了在来年招生中，将其他书院远远甩在身后。
于是我们看到：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一个个从湖南贡院走出的举人，相继登上历史舞台。
今天的长沙，贡院早已不存。但如果你走过中山路，拐进巡道街，还能看到贡院街的路牌。
从顺治三年到雍正元年，湖南士子走了78年，从每科16个举人到52个，只用了不到百年，从科第沦落之乡到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也只用了不到两百年。
南北分闱改变的，不只是科举名额。它给了湖南人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让无数寒窗苦读的湖湘子弟，不再被八百里洞庭拦住去路。
正如《湖南通志》所记，雍正元年那道圣旨，最终成就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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