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朝
收到湖南祁阳籍作家王金星发来的中篇小说《锦绣河山》时，我正游历在祖国的大西北——河西走廊，观赏祖国的大好河山。由于手机屏幕阅读不甚方便，直到回到长沙才读完。小说在扉页上写道，“一首讴歌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动人乐曲”。这显然便是了小说的精神内核，但若仅将其置于“红色题材”的框架下解读，则如同只观赏了锦缎的单一色泽，而忽略了其繁复精美的织纹。这部作品的出挑之处，在于它以一种近乎人类学考察的细腻笔触，复原了湘西南一带的土地、宗族与生活肌理，让英雄的赞歌从王家祠堂的青砖灰瓦中、从挑南盐的险峻古道上、从田间地头的烟火气里自然生长出来。它讲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牺牲，更是一个文化的群落，如何在时代巨变中坚守其魂，并最终将一位普通农民，推升至民族英雄的精神高度。
姑且允许我用四个词，概括我的阅读体会。
第一个词，根脉。
在故事的序幕“百年大旱”中，作者便为我们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情感基底。1911年，湖南大旱，“炎热的太阳烤得田里的老泥鳅都翻白了”，正是在这般焦灼的天地间，王益元（元乃子）降生。他的童年，是与“打纸板、踢燕子、下河游泳、捉鱼摸虾”联系在一起的，是听着父亲王召国那“可掀翻天灵盖儿”的唢呐声，在《百鸟朝凤》的曲调中浸染长大的。这些充满生机与情趣的细节，构建了王益元对“家”最初也是最温暖的认知。
而“家”的延伸与升华，便是那座占地十多亩、气势恢宏的王家祠堂。作者不惜以工笔画的技法描绘它：“四根位于圆石墩上呈方阵分布的整木柱子，高大耸立，没有两个大人是完全抱不住的。屋梁之上，尽是花草虫鱼，飞禽走兽之类的彩绘雕塑……”这祠堂，不仅是王姓宗族举行仪式的物理空间，更是他们的“心灵寄托、精神图腾”。王召国每日饭后习惯性地到祠堂走走，面对祖宗牌位“毕恭毕敬三鞠躬”，并教导儿子“这传统文化得继承下去，不能忘了本，更不能忘了根”。这一行为，深刻地烙印在王益元的成长记忆中。因此，当他后来做出的一系列选择，无论是勇于担当误伤同伴的责任，还是最终为国捐躯，其精神动力都可以追溯至这祠堂所象征的宗法伦理与乡土责任。他的勇敢，首先是作为一个“王家人”的担当，而后才升华为一个中国人的大义。
第二个词，淬炼。
王益元的英雄气质并非与生俱来。他的成长，是一条清晰的淬炼之路。其中，“挑南盐”的经历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为了补贴家用，18岁的他踏上了那条“来回步行1000多公里”，充满“白天强盗抢，晚上毒蛇咬”险境的湘粤古道。在韶关，他“一脚踏空，滑到了山坡下”，全靠一棵树救命；夜晚露宿，需时刻警惕毒蛇的侵袭。这些磨砺，不仅强壮了他的体魄，更锻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正如小说所言：“有了广东之行，王益元看问题，做事情，似乎思想、境界也高了许多。”
更为关键的是，在这条险路上，他遇到了人生的导师——武林高手陈兴国。第五章“野外拜师”是整个故事颇具浪漫色彩的一笔。在荒山野岭，陈兴国坐在枫树叉上，王益元于树下“扑通”一声跪拜，完成了简单的拜师仪式。陈兴国传授武功的动机，既有对王家早年一饭之恩的报答，更有“这武术是祖国的传统文化，是国家的，是民族的”文化自觉。他告诉王益元，学武是为了“强身健体，特别是在关键时候，可保护家人”。这一理念，将民间技艺从单纯的搏击术提升到了“侠”的精神层面。随后在“智擒匪首”、“联手除患”等章节中，王益元将所学付诸实践，与师傅默契配合，生擒匪首雷大胖子。这一事件，是他从被动承受命运到主动运用力量改变环境的标志，其侠义精神从保护同乡的挑夫，扩展到了为民除害的层面。
第三个词，抉择。
小说最动人的力量，来自于王益元在人生关键节点上的抉择，尤其是其内心挣扎的真实刻画。第十二章“告别家乡”将这种张力渲染到极致。当“五丁抽二，三丁抽一”的征兵令到来，面对年迈的父母、哭泣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王益元主动站了出来——“我去”。妻子刘展秀的哭诉撕心裂肺：“你走了，我一個妇道人家……一担水都挑不回来，你叫我们母子三个人怎么活啊？”这一刻，家国之争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到一担水、一顿饭的生存难题。
王益元的伟大，在于他完全理解并承受了这份痛苦。他没有用宏大的道理去说服妻子，只是安慰道：“等着我，我不会有事，不要好久，我就回来了。”然而，当他“给全家的人深深地躹了一个躬”，转身离去，而3岁的儿子王全民拉住他的衣角不肯松手时，这场告别便具有了古希腊悲剧般的崇高感。他的抉择，是基于对“没有国，哪来的家”这一朴素真理的深刻认知，其英雄主义正源于这种对“小我”情感的牺牲与超越。
第四个词，涅槃。
从第十三章“火线入伍”开始，小说的节奏骤然加快，色调转为沉郁悲壮。王益元在衡阳前线，因表现勇敢被连长张志贞一眼看中，火线参军。在惨烈的衡阳保卫战中，作者通过一个个真实的地名——樟树冲、瓦子坪、苏眼井——将读者带入那个血肉横飞的战场。王益元迅速从一个新兵蛋子成长为无畏的战士，他“一枪就击毙了一个日本鬼子”，获得了班长的鼓励。
然而，战争的残酷远超想象。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同村的兄弟王益军为替他挡子弹而牺牲；待他如父兄的班长为救他亦中弹身亡。接连的打击让他“杀红了眼”，端起枪挺身而立。最终，他在与日军的白刃战中，被敌人从背后刺中心脏，壮烈殉国，年仅33岁。他的牺牲，不是单向的奉献，而是在战友情的链条中完成的：王益军救了他，班长救了他，他最终为拯救更多的同胞而战死。这种牺牲的传递与接力，使得他的死重于泰山。
小说的尾声“山河同在”，笔触再次回归平静与宏大。王召国、陈兴国组织自卫队，继续在家乡与日军周旋。全国解放后，阳光下，白发苍苍的王召国抚摸着为儿子建立的纪念碑，说道：“儿啊，你放心地去吧，现赶走了小日本，新中国成立了，盛世如你所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你安息吧！”至此，个人生命与民族山河完成了最终的融合。作者以诗意的语言总结道：“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誓与山河同在，祖国同在。”
总的看，《锦绣河山》远不止是一曲英雄的赞歌。它是一部深沉宏大的土地之歌。它让我们看到，英雄王益元，首先是土地的儿子，是宗族的子孙，是唢呐声吹大的少年，是为生计奔波的挑夫。他的伟大，正源于这种平凡的真实。作者通过无数扎实的细节——从祠堂的雕梁画栋到挑盐的扁担绳索，从夫妻的床笫私语到战场的最后呐喊——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可信可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爱国主义不再是悬浮的口号，而是与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亲人、血脉中的文化根脉紧密相连的最深沉、最自然的情感。
王益元们用生命捍卫的“锦绣河山”，也因此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它既是地理意义上壮丽秀美的祖国，更是文化意义上由乡情、伦理、勇气和牺牲共同编织的、永续的精神家园。
感谢王益元们。正是他们，让我们今天能够畅游在祖国的大好河山。
（作者系军旅作家，大校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