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测海：大时代和个人的时间

◎蔡测海

二〇二五年的秋天，我回到我的出生地。我出生在这里的时候，这里只三户人家。现在回来，这里还剩一户人家，我堂侄。我回来算是入户，也还是一户人家。这里是武陵山中的一小块地方，接云贵高原，接大巴山，接神农架。山高水长，酉水接沅水，连洞庭湖，进长江，入东海。

记出生地，生出些命运感。人子出世，成为时间的片段，从前，未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前人有感，陈子昂登幽州台的时空感，也是我的时空情感，时间是命运的定数。

我出生之时，到死亡之时，是我物理存在的时间片段，也就是个人经历。

我出生的时候，山中已荡尽残匪。三岁时种牛痘，一种天花疫苗。我左臂种牛痘，得到免疫。脸上不长麻子，又有了中草药以外的抗生素，我得以百病不死。我们那里，有当过土匪的，有去朝鲜和美国人打仗的，有人回来，有人没回来。活着回来的，叫复员军人。

我也活下来，靠食物、药、武陵山中的气候。我像野生植物，多半是靠武陵山中的气候活下来的。

我回到出生地，是为了活下去的气候。重温时间和延续时间。

我出生的时间是解放后，这是个时代标志。解放后和解放前。我一出生就进入了时代大叙事。时代叙事和个人叙事是共生的。没有个人时间的时代是空洞的，也不存在时代之外的个人时间。个人记忆和时代记忆是重叠的。时代记忆是山河，个人记忆是草木和流水。

解放是一个大时代标志。解放是一次历史性事件，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名词。解放后，又有许多时代记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政治运动，自然灾害，到后来的改革开放，新时代。个人记忆是一些老歌，土高炉，大炼钢铁，饥饿，斗争的恐惧。

个人是时代的投影。

如果我的个人时间够长，我还会经历科学、技术之变带来的变化，新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还有后科技时代人类返璞归真的时代生活，还有人的从生理到精神无限完善的可能性，同时间一样永生。

一个人有三重时间：一是生理物理时间，二是心理时间，三是精神时间。一个人获得三重时间，是神的眷顾。一个人会有三种能力，生存能力、思想能力、精神能力。有人性和神性。一个人比别人多出的部分，不是财富，是思想和神性。财富只是生存技能部分。

一个人有了多出的部分，就有了造物能力。文学艺术，是一个人生存技能之外的多出部分。哲学、自然科学也是。

文学艺术，对应心理时间和精神时间，也同时是物理时间，一种技能，一种生存手段，但不以生存为目的。靠文学吃饭的人不多，更多的是靠它进行思想表达和获得精神愉悦，将思想、精神物化为语言。

这个时候，在我的出生地、在我的时间之外打量我这么一个人，即一个人的时间片段。个人时间是一个百宝箱，里面装着许多东西。

这百宝箱里有我的小学课本和作业练习本，有我听红色歌曲和样板戏的红灯牌收音机，有我的农具和修铁路的机器，有我教学生数数的短木棍和粉笔，有我的白大褂和听诊器，还有我见人的胆怯和遇事的委屈。这些事物，在时间的小格子里，每样占据一格。最隐秘的格子再也打不开。

看这些事物，我知道在我个人时间里，我当过农民、乡村小学老师、铁路民工、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和记者。这是我的物理时间，万有引力，苹果落地，我落在那些不情愿的地方，寄身，生存。往大叙事说，我是大机器的螺丝钉，时代的人，国家的人。

在这百宝箱里，有一处私密空间，个人时间的轴心，我的文学。我的文学练习和文学课。尽管“文学”这个词不足以表达我对文学的理解。文学是一种精神，一种命运，一种生活之上的生活，文学永远是业余的。文学书叫“课外读物”。胡先生在给我治病之外背唐诗，冉木匠在一天木工活结束以后给我讲《水浒》，年长的村人在农闲时节讲《封神榜》、讲《西游记》。文学是生计之外的闲活。文学又好像很有用，有用在文，在文章。文章写好了，可以考个状元，帮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从文学中剥离出工具性，有用；把工具性植入文学，也有用，至少可以教语文课或做一名记者。

文学艺术，是一种高级的东西，它像时间一样不能解释：那部影响全世界读书人的《时间简史》，不足以解释时间；所有说“文学是什么”的人，也没说清文学是什么。欧洲小说精神，中国文心，文学是人学，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等说法，都只说一些正确的话。正确的话，只能是答案。文学不是答案。

文学艺术是一种高级存在。爱因斯坦说，他没有那些音乐训练，就不会有物理方面的高级思维，也不会想到相对论。日本新晋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北川进说，是读庄子给了他灵感。可见，文学艺术思维，是高级思维，对人类有高级影响。对我来说，文学是命运之旅，使我获得三重时间。

我的文学故事是从树开始的。树是我个人时间的开始。我相信所有人的个人时间都是从某种事物开始。有人的时间可能从云朵开始，有人的时间可能从一条河或一座城开始。门前不远处的一棵树，白天树上总有一团火，像是有人在那棵树上烤火。走近一看，没有一团火，只有树叶。是红叶吧？一棵绿树怎么会有红叶？屋后还有一棵树，在月亮底下，显出父亲的头像，父亲去参加大炼钢铁，很少回家，他把影子留在树上。这是树在对我说话，我日后的文学语言，与“树话”有大的关系。树让我获得一种天然的文学语言。我的第一篇散文发在省内，获大奖，然后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就是后来的骏马奖，这是一篇先获奖、后发表的文学作品。我的生命里有一棵树，不断长出语言和图像。梨树为什么开花？因为它要开花。我的第一篇小说一发表，又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就是鲁迅文学奖的前身。我在省内多次获奖，在全国也多次获奖。二三十岁年纪，晕晕乎乎的，写得好不好，都能上大刊发表，还能到处获奖，还跑到台湾地区获三次大奖。文学是天地，命运是牧羊人，文学奖是鞭子，抽得羊群乱跑。一个文学青年，很难管理好自己和自己的文字，我没看好我的羊群。

树有两种境遇，两种命运。一种是梨树开花，得看气候。另一种长大为木，精雕细琢，也会开花。自然开花的树，有天地之气护体；伐而为材的树，需要一把斧子。

一个人，有树的两种境遇，自会开花，也一生相伴一把斧子。一个会母语的人，自然会写作，到自媒体时代，人们才发现这一点。手机上马上可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是一代人的时间境遇。我的时间境遇，没有自媒体，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我仍然习惯纸上表达，文字如书信寄给某一个人读。我这样一棵树，自会开花，也经历斧凿。伐而为材，我的年龄里仍然有不败的花开。我遭受的斧斫，是强制训练，就是读和写，越读越丰富，越写越有灵。读书，一般是指自己阅读，还有一种读书，就是听课，把上学称之为读书。这两种读书途径，读书、写书的人都经历过。

在我不断获各种文学奖、不停发表文学作品的时候，大作家王蒙提出“作家学者化”。他当时是文化部长，讲话影响大。在那个时候，我考上了文学讲习所（下文均简称“文讲所”），后来又进北京大学。王蒙是我们在文讲所时的授课老师之一。

他老先生的“作家学者化”，对我个人很有影响。我读文讲所，直到把文讲所读成鲁迅文学院，后来又进北京大学。是不是学者化了？不知道。只是那个阶段，我的文学创作处于止步不前状态。我遭遇非常理，就像一棵树，长着长着，突然遭斧子。我遭遇一场学者化。不论是在文讲所，还是在北大，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国内顶级学者、最好的作家、最好的编辑和教授，他们是我的好老师，但不是文学理想和思想导师。他们授业，而缺少让人觉悟的方法。他们带来风的信息，却远非细雨润物。教学不相通，这大概是文学艺术不能学者化的地方。也有作家、诗人确实学者化了，成为教授，而他们一经学者化，就再没写出像样的小说和诗歌。不是每个写作人都可以成为博尔赫斯。

作家、艺术家不靠培训，要有自己开花的能力。有人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可以决定谁是作家。这话，是太为难语言文学教育了。没有一位教语言文学的神人，可以决定谁是作家。好作家和烂作家，也是由作家自己决定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作家之间对骂，结果谁也没把对方骂倒。

树有树的禀赋，你不准它开花它就不开花了？一块石头不会开花，因为它是石头。

在家读书五个年头，把文讲所读成鲁迅文学院，然后接着读北大，我没得到六祖慧能的通天地大悟，没能找到与庄子的对话通道，也没找到通向世界文学大师的门。但我看到满天星斗，见到最亮的星星，见到老师们的风范。他们成为我的文学背景和靠山。五年的个人时间，绝非垃圾时间，在北京的时间，成为有高度的时间。“是药三分毒”，时间之药也有三分毒，三分伤害七分养。个人时间，北京的时间，都市的时间，长沙时间，县城时间，与我在山里面时作为一棵树的时间，是有时间差的。我的时间之树很完整，受一点伤，有自愈能力，长得好。

树，有自己的母语。一棵柏树，不去学紫檀的语言。在北京，是森林的语言，我要有一棵树的语言。这决定了我能读什么书，怎样写。文学，是抽象的，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东方文学、西方文学，古典文学、当代文学，文学成为一个跨越时空的名词，它不确定，稳定性差，你能把握住的，才是你认识的文学，成为你个人的时间收藏。我们的文学，是汉语之花，我们从汉语出发，从《山海经》《诗经》、唐诗宋词出发，进入广大的文学世界。在世界文学之林，我们是许多树。有一棵树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