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造成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主要军事力量便是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刘坤一、江忠源等为代表的湘军。从此以后，湖南人开始大量走向历史舞台，出现了人才井喷的现象。而湖南也从一个相对闭塞、传统的内陆农业省份，一跃成为左右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
毫不夸张地说，湘军缔造了湖南在近现代的历史崛起。
在湘军崛起之前，湖南在历朝历代的政治版图中处于边缘地位，是被中原王朝视为不开化的蛮荒之地。皇帝看谁不爽了，就把他打发到此地去，谁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落败了，湖南也是被贬的目的地之一，可以说一直存在感不强。
直到1850年代太平军从广西兴起，从湖南湖北一路打到江苏安徽，清廷原来弓马娴熟的八旗子弟兵此时已经腐化堕落不成军，节节败退之下，团练起家的湘军开始走上历史舞台，鏖战十余年，终于攻破天京，灭了长毛，从此湘军取代绿营成为清军主力，因而出现了“无湘不成军”的民谚。
湘军是以地方团练的形式发展起来的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湘军统帅凭借军功，大量出任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晚清时期，湖南籍官员在朝廷和地方督抚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形成了著名的“湖南帮”。
所谓“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投入到曾国藩麾下，还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师、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容闳等），当时他的幕僚多达三四百人。
除了曾国藩外，还有曾国荃，左宗棠、李续宾、罗泽南、彭玉麟、郭嵩焘、李鸿章、刘坤一等等人物，成为晚清历史显赫的一页。后来的洋务运动也主要由湘军人物一手发起。左宗棠因为收复新疆的壮举，更是被誉为民族英雄。
湘军四杰：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
湘人骁勇悍战，视死如归，所以良将甚多，如：晚清的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民国初年的黄兴、蔡锷；国民党中湘籍将领不多，但廖耀湘、陈明仁均勇冠三军，为解放军劲敌；而解放军中湘籍高级将领灿若繁星，十大元帅、十大将中占9人，几占一半，元帅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大将有粟裕、陈赓、许光达、萧劲光、黄克诚、谭政等6人。从湘军创立到1949年止的一百年里，可以说是名将从不断流。
湘军的成功让湖南地方势力获得了极大的政治话语权，为后来湖南在近代中国政治中频繁发声、甚至主导政局（如民国初年的湖南自治运动）奠定了基础。
湘军不仅仅是一支军队，更是一个以理学为精神内核的文化集团。曾国藩等人将宋明理学与“经世致用”的实学相结合，强调“扎硬寨，打死仗”的坚韧精神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意识。这种精神内化为湖湘文化的核心，深刻影响了后世湖南人的性格。
湘军的幕府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人才培训基地。无论是军事、洋务、外交还是教育，湖南都涌现了大批顶尖人才（如郭嵩焘、彭玉麟、曾纪泽等），形成了“无湘不成军”、“湖南人半部中国近代史”的奇观。
湘军在与太平军和西方列强的接触中，最先感受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而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主力。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这些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开端。湘军集团积极推动派遣留美幼童和留欧学生，为中国引入了第一批近代科技、外交和海军人才。
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位驻外使节，虽然当时备受争议，但为湖南乃至中国打开了了解世界的新窗口。
长期的战争和湘军的运作，则极大地改变了湖南的社会结构。湘军将领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将大量财富带回湖南，不仅修缮祠堂、置办族田，还大力兴办书院（如岳麓书院的复兴）和慈善机构，促进了地方教育和宗族势力的发展。
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湖南的厘金制度和盐茶贸易得到了空前发展，客观上刺激了湖南商业的繁荣。
湘军的崛起是湖南近代崛起的起点。湘军“敢为人先、坚韧不拔”的精神，直接孕育了后来的维新派（如谭嗣同）和革命派（如黄兴、宋教仁）。
宋教仁、黄兴
湘军的体制和人才储备，为后来新军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许多湖南青年在新军中接受了新思想，最终成为了辛亥革命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骨干力量。
湘军缔造湖南崛起，并非仅仅因为打赢了战争，而是因为湘军将湖南从一个地理上的内陆省份，推向了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这种由军事集团带动区域全面崛起的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且影响深远的。可以说，没有湘军，就没有近代湖南的辉煌，也没有中国近代史如此波澜壮阔的湖南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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