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又到记者节，首先向天下具有新闻理想的新闻工作者致以敬意！此稿记录我26年媒体从业经历，由最初满怀新闻理想，到最终选择离开，宁可调到一家年收入少得多的单位，原因是什么？以期引发公众对媒体人生存现状的关注与思考及媒体人的共鸣。此稿敲于2019年调离后的第二天，出于某种考虑，迟至今天才发布。
记者耻为稻粱谋
◎周碧华
我告别第一家工作单位的时间是1992年12月19日，那个清晨，冷雨霏霏，可我的眼前似乎是晴空万里：我终于实现当记者的梦想了！
那年，某报社公开招考记者，我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获知我要改行时，校领导再三挽留：小周呀，你留下来是有前途的！
校领导的话是诚恳的，真实的。1984年，我从湖南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至丁玲的母校桃源师范教书时才21岁，25岁便破格为湖南最年轻的讲师，因为我写的小通讯《一杆教鞭》被选入全国中等师范语文教材《文选和写作》第二册，23岁时我成为全国唯一自己教自己文章的最年轻教师（这个记录可能无人打破了），校方给我分配了一套3室两厅的新房，我与校领导和老教师们享受一样的住房待遇。
校党委书记甚至开出了很诱人的条件：“只要你不走，下学期提拔你为办公室主任。”对此，我也毫不怀疑，那个年代，普通干部直接提为正科级，副科级直接提拔为副处级的事儿屡见不鲜。见我仍不动心，他退了一步：“你再干一年，我推荐你到湖南电视台（今湖南卫视）去，那里平台高些，我学生（姓覃）是副台长，要我推荐笔杆子。”
但是，我还是背上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北去的班车，我似乎看到不久的将来，一个“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知名记者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26年后的2019年2月21日清晨，也是冷雨霏霏，天色未开时我就到了单位，走入静静的办公楼，在四楼门禁装置前通过脸部识别，一句语音提示“欢迎您回家”，让我的泪夺眶而出，没有人能看到我的泪，2个多小时后，这里将不再是我的“家”，我将离开供职了26年的某报社，告别媒体人生涯，调往一家大多数市民不知地址的单位。
这次人生的选择既是痛苦的，也是毅然决然的。好心的同事纷纷劝导，您在报社根深蒂固，受多数人尊重，何必到一家清贫的单位去呢？甚至有的人还为我计算出了两家单位的经济待遇之差，年收入将减少多少多少。
是呀，何必呢？
现在，我坐在新单位的办公室里，窗外是一片茂密的竹林，时有鸟鸣挤进窗内，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回溯26年的媒体从业经历，应该说，26年间，有13年的时光，我真正享有过一名记者的无尚荣光，品味过这一称号的神圣与庄严。
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像战士一样冲锋
1998年夏，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素有“水窝子”之称的安乡县岌岌可危。7月24日21时左右，安造大垸书院洲堤段溃决。半夜里，正在睡梦中的我被电话惊醒，社长通知我：先期派往安乡的第一报道小组已失去联系，你率第二报道小组天亮后赶往安乡，务必把安乡的情况迅速报道出来！
放下电话，怎还睡得着？我热血沸腾，因为这情形极像战场上，第一突击队阵亡后，我再递补上去，继续冲锋！不等天亮，我就来到办公室，将那一周我负责的版面编好放到桌上——那时，我是副刊部副主任，兼有编辑任务。
天亮后，我与李记者、姚记者乘一辆破吉普车前往安乡，安乡已成孤岛，唯一通道是一条刚铺完桥面还没扫尾的石龟山大桥，附近各县数万民工正浩浩荡荡驰援安乡，那条大桥挤成一锅粥。
我们好不容易抵达书院洲堤段，现场已拉上警戒线，禁止靠近。挖掘真相是记者的天职，溃口处情况不明怎么报道？我急中生智，请一位船工载我们从河上前往溃口处。船工起初死活不肯，说太危险，我们三人软磨硬缠，给了船工15元钱，他才勉强答应。这是条打渔的小舟子，承载4个人后，水就到了船舷，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不知死活的冒险之举，可当时只知道必须抵达第一现场！
小舟子逆流而上，快接近溃口时，溃口处洪水巨大的吸力横扯着小舟子，幸亏船工经验丰富，他立即奋力向对岸划去，仿佛与溃口处的死神争夺生命。我在湖区长大，知道这情形的危险性，却只能故作镇定，从未见过大洪水的某同事已面如土色。小舟子终于划到了对岸，再沿岸边继续北上，等到了估计安全的水域后再划向对岸，我们终于在溃口处北端一里处上了岸。北端未设警戒线，溃口处有约一个连的战士在向咆哮的洪水里扔石块，但那些石块瞬间不见了踪影，书院洲内，两三层的民房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与书院洲只有一道矮堤相隔的县城里，居民已疏散，我们找到一家人去楼空的宾馆，写下了第一篇现场短新闻，托司机赶紧送回报社。是夜，我们在饥饿缺水的情况下，在这家宾馆里熬了一夜。
抗洪抢险报道的30多个日日夜夜，报道组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我这个组长坚持了一个月，由于高温，衣服常被汗水浸透，大腿都溃烂了。与单位联系全靠我个人的一部手机，那时手机费很贵，花去我半个月工资……
1995、1996大洪水，2004桥南大市场特大火灾……我均冲在第一线，就不一一赘述了。
2009年秋深入泰缅老三国交界处的金三角采访
在重大典型报道中提升自我
1993年冬的一天，领导突然交给我一个任务，桃源县马鬃岭乡人武部长钟发来累死在公路建设工地上，必须在3天之内拿出篇高质量的通讯来。
接到任务，我与另一个同事立即出发，冰天雪地呀，我们在钟发来工作过的地方采访他的同事和乡亲，乡政府提供的一辆破吉普往往只能行驶一段路，别的羊肠小道只能靠步行，由于路太滑，不知摔了多少跤。
那时乡间没有招待所，夜晚，我们投宿在行将破产的乡供销社内，在一个职工脏兮兮的床上，一床薄被冻得我瑟瑟发抖，我干脆穿衣坐着，拥着被子直到天亮。
天亮后，我开始感冒发烧，但坚持采访直到返城。回到家，只喝了一碗生姜红糖茶，就开始赶写稿件，这是我第一次写通讯，压力山大，到次日凌晨3时，6000字的通讯《马鬃岭上躬耕牛》脱稿，上午交给领导时，心里还惴惴不安，没想到领导高度肯定，并签发次日头版头条见报，配发评论。
该通迅报道推出后，在沅澧大地产生广泛反响，市委研究决定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学习钟发来忘我工作的拼搏精神。在1994年度的湖南省好新闻评选中，此稿由于超字数而被评委惋惜地拿下，但“下不为例”地授予“特别荣誉奖”（仅此一例）。主人公钟发来被评为“湖南省十大新闻人物”。
后来，我采写的通讯《悠悠大地情》，主人公刘光明被评为1996年度“湖南省十大新闻人物”，通讯《高原雄鹰》中的主人公何文英被评为1999年度“湖南省十大新闻人物”，稿件被评为湖南省好新闻一等奖。
2007年秋，我随湖南省采访团去西藏隆子采访援藏干部典型，此时进藏，空气中的含氧量已比夏天少了许多。隆子县平均海拔近五千米，许多地方寸草不生。由于时间紧，我们抵达后即开始采访，配发给我的两袋氧气第一天就用完了，第二天起我头痛欲裂，开始出现高原反应，走路仿佛踩在棉花上。第三天我终于抗不住了，隆子县委紧急送我去山南医院，一路上都是昏睡着，醒来时我已在高压氧舱内。第四天我返回报社，又出现低原反应，在这种状态下，依然写出了通讯《海拔高度的最新诠释》，该稿又夺湖南好新闻奖。
这是我镜头下的隆子，海拔近五千米
26年记者生涯中，完成上级领导下达的应急任务，更是数不胜数，这里就不举例了。
在压力中为民请命
1998年夏，安乡县安造大垸在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中溃决后，20万农民颗粒无收。当时，市场刚刚拓展到乡村的平安保险，曾动员当地部分百姓买过“种子险”，洪灾过后，有人提醒灾民可以找保险公司索赔，但农民将信将疑，毕竟每户缴纳的险金并不多。而如果真正赔付，成立不久的当地平安保险公司根本没有赔付能力，所以，当诉讼开始后，保险公司的态度不是很积极。
为农民兄弟聂天喜（如今是全国劳模）支招
我得到灾民的求助后，立即赶往灾区，我在这里刚刚经历过一个月的抗洪战斗，目睹了灾民的艰难困苦，虽然觉得要让保险公司低头有点难，但我从灾民渴盼的眼神中感到了神圣的责任不可推卸。
在灾区，我一个村一个村的找灾民座谈，然后找法律专家采访，完成了新闻调查《中国最大的灾民索赔案》，结果，全国有20多家媒体刊发了，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这年年底，深圳平安保险公司总部将380万元赔付款理赔到位，解了灾民的燃眉之急。
1997年12月4日，安乡县城正在装修中的“大富豪歌舞厅”发生火灾，刚刚招来歌舞厅尚在培训阶段的11个打工妹葬身火海，因为逃生的通道被一把大锁锁住。
消息被立即封锁，我所在单位的领导也接到了不得报道的指示。我获悉后，脑海里总是那11个花季少女在火中挣扎的景象以及他们父母悲痛欲绝的表情，于是，我乘中巴车悄悄前往安乡。
安乡是我的家乡，当地宣传部门获悉我已到县城，派了一名干事四处寻找我，我只能躲避。最初，我来到事发地，但我发现我认识的公安局的朋友穿着便装在附近，于是到附近小巷子里采访居民，有的居民缄默不言，有的居民绘声绘色，但这些素材不够确保其真实，怎么办？我突然灵机一动，来到县消防中队，对他们领导说，在这次火灾中，消防民警表现神勇，要好好报道。
消防中队的领导特别重视，立即播放现场录像，然后派一名干事陪我到现场去，走到铁门前，虽然少女们的遗体已被清运走，但那人体被烧焦的特殊气味差点让我呕吐，我的心中更加悲愤。我深知，消息如果被封锁了，11个少女的生命就真的是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如果给予一定的舆论压力，那么，肇事者会受到严惩，遇难者家属会得到高一点的赔偿。
回到报社，求情的电话早打到我手机上了，我不得不关了手机，还将家里的座机线拔了。写好稿件交上去，某值班领导竟然拒绝签字，最后，有个领导将“球”踢给市委宣传部：“你有狠就找宣传部领导签字吧！”我真的去了宣传部，分管新闻的副部长先是委婉地劝说，耐不住我的缠，就说你找新闻科长吧。我至今要感谢的是，新闻科长很有正义感，立即签了字。于是，这篇新闻调查就成了没有报社终审签字而见报的稿件，从此，我背上了“不讲政治”的罪名（就是没有给单位领导面子），但为了替11个冤死的生命呐喊，我认了！
2011年5月在汶川采访，时有余震
在开拓创新中品味快乐
我考进报社后，最初担任文艺副刊部编辑，仅仅5个月，副刊部主任得到社长支持，由副刊部注册成立“××报社新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此举在当时的中国新闻界绝对是开先河的事儿。
我们副刊部总共4个人，除了正常编辑文艺副刊之外，利用公司举行了当地首届青年歌手卡拉OK大奖赛，主持人请的后来在湖南卫视走红的李兵，1000元主持费他高兴坏了。
我具体负责创办《时报》。在长沙组稿时，我与美术编辑李兄住在湖南省税务厅招待所，有关生活娱乐类内容，那时内地很缺这方面的资讯，我就从街上买来画册，用剪刀剪取需要的图片。天太热，那时无空调，我俩穿着短裤，赤着上身，我一脸大胡子，李兄一头长头发，床上地上全是温碧霞等明星的玉照，警惕性很高的服务员叫来了民警，我幸亏带有记者证才过了关。
1993年8月中旬，当时中国最多版面的报纸《时报》问世，24个版，打破了上海《新民晚报》16个版的记录，编排之新颖、前卫，绝对是中国当代新闻出版界的一朵奇葩，我既是编辑，又是二审和执行主编，当看到报纸在街头深受市民欢迎时，心中倍感欣慰。可惜由于报社内部有人告状，《时报》仅出版三期就不得不停办了。
1993年3月采访著名作家丁玲的爱人陈明先生
2000年左右，中国都市类报纸出现创办热。2000年3月，报社获得晚报刊号，我被抽调出来成为主要创办人之一。我和其他几位同事到珠三角考察，到江苏《江南晚报》跟班学习，回单位后开始出题招聘记者、培训记者，由我起草了晚报的版面安排计划。
7月1日创刊时，头版的每条稿件实际上是由我设计定位再由记者去采写完成的，直到组版完毕，报社领导班子中由谁来当晚报的总编辑仍在争执中（即新创刊一份报纸竟没有搭建领导班子），竟还没有领导安排谁写发刊词，于是，我只得赶紧补写，也没人审。现在回想起来，任何一个“政治上成熟”或圆滑的人都不会这样自作主张的，那时我只是一个副科级。
为了这期创刊号，我48小时没有回家，倦了就在办公室沙发上躺一下。那时正是我孩子中考期间，我无暇顾及，至今对孩子都有愧意。但是，当湘西北地区历史上第一张晚报面世时，我和同事们都激动万分。
专方歌唱家陈思思
为了生存，媒体失去脊梁
在入职的头10几年里，再苦再累，再有风险，我都从未退却过。那时，每年既拿新闻奖，又拿副刊作品奖，我觉得，当一名真正的记者、编辑，是我人生不错的选择。
然而，这一切美好终止在公元2006年。
2005年12月中旬，我所在的单位做出重大改革，所属各媒体“分体运作”，即各媒体“下海”，各分配一定的经济指标，自捞自吃，还要给总部上交一定的款子。为组建传媒集团做准备，新创两家媒体，我受命创办一种纯文学杂志，即由报社出资10万向宁夏文联租借刊物《朔方》的刊号，出版月刊《朔方*散文时代》，以《朔方》B版形式出版，其他一切经费由我自行解决，自负盈亏。
客观地说，领导是信任我的，但我深知，白手起家办纯文学杂志，那是多么地艰难，因为那时正是中国文学期刊的寒冬期。但为了单位事业的发展，我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放弃了在晚报的重要职位，当时真有荆轲在易水边顶着萧萧寒风出发的悲壮。
因为第一期杂志要在20天内出版，我在一边办理复杂手续的同时一边组稿一边拉广告，由于没有一分钱垫底，为了节约成本，我没有聘请一个工作人员，单枪匹马地干上了。
第一期杂志勉强应付过去了，组稿不成问题，因为我有许多作家朋友。广告到位才是第一位的事儿，于是，我每天清早醒来，就是望着天花板思忖：今天到哪里去拉广告呢？
吃完早饭，我就提着公文包出发了，公文包里装着杂志，准备向人游说时赠送的。那一年，我提烂了两只公文包，走烂了两双皮鞋。我沿街行走，到一家家单位去找朋友，从不求人的我，本来有许多朋友，但自从我开始拉广告后，我发现朋友们渐行渐远了，有一种躲我的感觉，这让我感到十分沮丧，还有什么比失去朋友而更伤心的事儿呢？
从不求人的我，不得不天天去求人了。有一天，我来到某朋友办公室门前，没有敲门，而是拨通了朋友的电话，我问他在办公室么，他回答在外地出差，而我分明听到说话声就在室内。我心底悲凉如水，走到大街上，正下着小雨，我避雨在一家屋檐下，突然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十足的乞丐。
有件事至今让我难以释怀。有个在要害部门工作的朋友知道我的难处后，主动对我说：“你别急，我找个老板给你刊个广告。”这个朋友主动为我分忧，我当时心头一暖。
一天，我的邻居高毅先生敲响了我家的门，请我去他家坐坐。高先生就是国内知名平价药店上市公司“益丰大药房”的老板，虽是邻居，却从未谋面。高先生坐下后对我说：“你要刊广告，何必找某某呢，直接对我说就是嘛。”我恍然大悟，原来主动帮我的朋友找的老板就是高先生，而朋友所在的部门对药店经营是具有制约作用的。当时我尴尬极了，唯恐被高先生认定是我借朋友的权势而压他。后来高先生举家迁往外地，我时常寻思，是不是他不愿与我这样的“恶人”相邻呢？
这一年，我一个人苦苦支撑一家月刊，虽然有3篇文章分别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资料卡片》转载，创下了期刊界的记录，但我并不开心，每天惦记着盈亏，每天试图去接近某个财神爷，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觉得我已远离“记者”这个角色了。
当第12期杂志进了印刷厂后，我走进一把手的办公室，提出了辞呈。我知道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果然，2007年，我不再担任正科级实职，没有谁解释，我也不想追问。后来据说研究我的岗位时，班子里还有人趁机落井下石，建议将我免职，企图使我永远不得翻身。
就这样把我“晾”在一边了，给了个晚报专职编委（内设职务）这样一个虚职。我坐在办公楼最角落的一间办公室里，突然感觉我的世界安静了，连空气都很轻了。“上任”后的那天，我关上门，枯坐了一个上午，我寻思，我这样的结果，无非是人家有权左右我的人生，有没有什么途径尽可能地体现自己的个人价值而又不失尊严呢？
我找到了网络，从此在工作之余玩博客，终于成为国内各大型商业网站的“名博”，许多时评类文章拥有几万人次甚至数百万人次的阅读量，在网络上，一篇篇时评无情地抨击时弊，我又重新体会到了“铁肩担道义”的神圣感。
2012年以后，新媒体崛起，传统媒体遭遇严峻挑战，一些国家级和省级媒体将创收的手伸到地市甚至县里，地市级传统媒体哀声一片。市域内的媒体除了彼此竞争之外，集团内部的各媒体实际上也为了利益而貌合神离，主要领导经常要当调解员。每年年底分配来年经济任务时，任务重的部门负责人眼里含着泪花，不接受也得接受。
每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既对一线创收人员充满崇敬，又感到心痛。一年四季，采编人员除了完成正常采编工作外，还要完成一定的广告任务，广告从何而来？实体经济遭遇寒冬后，商业广告急剧下滑，只能靠形象广告拯救，涉及到非商业的形象广告说白了就是三令五申要禁止的有偿新闻。
每年到了11月，报纸的版面基本上就被这类形象广告所充斥，因为每个人签的年单要在年底前完成，挤在一块了。有时召开编前会研究次日报纸的版面及头条安排问题，会议根本无需召开，因为每个版连同头条都卖出去了！办报人已完全没有顾及读者的感受了，只求每个版面有含金量。
媒体端着钵化缘，许多掌握集体资金使用权的人就成了施舍者，而广告大户实际上就买断了媒体的监督权，监督报道很难出现了，钱就是大爷。因为需要钱，媒体很难做到公平正义；因为需要钱，媒体人的脊梁不得不弯下去。
不仅如此，媒体人在媒体内部也失去了尊严，因为所谓的“目标管理”（实际上是承包），一个一个媒体的牵头人（承包者）俨然包工头，对记者的定岗和薪酬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即使像我这个所谓的副处级干部，也得看“包工头”愿意施舍我多少奖金。官媒本是社会公器，国有资产，结果实质上沦为了极少数人掌控的工具……每一个记者其实也是工会会员，整个承包过程，他们行使过职工的表决权没有？因此，“新闻民工”这个词就诞生了。
怨谁？似乎谁也不能怨，国内大多数媒体即如此，新记者入职后由最初的迷茫到后来的渐渐适应再到“得心应手”，曾经明亮的眼睛渐渐瞪成铜钱的形状。主动上门的广告客户越来越少，每一笔广告业务的达成，都浸泡着汗水与泪水，究竟有多少人在拉广告的过程中受过哪些屈辱，不得而知。虽然我已成为终审，不需到一线去为钱而奔走，但我知道同事们的艰辛，民工们还有社会关注，有劳动部门撑腰，供职于市场化媒体的媒体人，谁能体会到他们光鲜背后的酸楚？我供职的媒体在地市级传媒界还算日子过得较滋润的，那些落后地区的媒体生存之艰难，可想而知。
我时时提醒自己要不忘初心，但现实又让我感到伤心，新闻理想简直就成了一句笑话。终于，我决定终结这种内心得不到安宁的日子，请求上级将我调离。
行文至此，我可以回答人们关心我的话题了，为何宁愿年收入减少许多也要离开供职了26年的媒体？因为——
尊严无价！
敲于2019.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