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宗玉散文 | 舟与城：湘水航运史诗

◎谢宗玉

今日白露，暖阳煦暖，我在橘子洲头，伫立良久。水汽湿眼，润风扑面。我闭上眼睛，耳侧仿佛传来远古艄公的号声，两岸城市帧影流云般掠过脑海，心跳似与江涛同频共振起来。此时我已完全沉浸在时光深处，湘舟万千，自我胸腔扬帆竞发；无数高楼，则如搭积木一般，将我丹田迅速撑成一片“内天地”……

一、远古水道的文明星火

2025年8月，我受邀回到故乡郴州，第一次参观新建的郴州博物馆。此前我从不知道，秦汉之前，故乡就有如此璀璨的文明。网上无法搜索到，也看不到任何史书记载。

或许这正是“行万里路”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吧！行万里路不但能检验书本知识，还能发掘大量被历史雪藏的民间知识。可笑的是，读大学前，我长年蜗居山村；读大学后，又很少返回家乡，以致误以为故乡的历史非常浅薄。此时站在桂阳千家坪遗址文物展厅前，我才发现自己是何等孤陋寡闻。

洪江高庙遗址的史学价值，如今被一再抬高，学界已无人不晓。可谁能想到，它的白陶工艺与图案，竟会出现在四五百公里外的桂阳千家坪？两者有惊人的相似，甚至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以至于当我目光触及的刹那，恍惚以为自己到了怀化洪江。

7000多年前，两地文化就如此紧密相连，实在让人啧啧称奇。两地虽不算远，但隔着南岭与雪峰山的重峦叠嶂，千家坪文化是如何“照搬”高庙文化的呢？经碳同位素检测，千家坪文化晚于高庙文化200年。一只陶罐花200年时间，在不同山区猎人的肩背上流转，估计也能从洪江抵达桂阳。问题是，仅凭一只陶罐，千家坪就能衍生出一大片与高庙遗址极为相似的文化来吗？那显然不能够！

所以这种传承，水路比陆路更靠谱一些。高庙的陶罐顺着沅水，流向洞庭，在湘北平原扎根后，又逆湘江而上，抵达桂阳。这看似走了双倍的路程，但更容易成功，而且可以批量走货，这样借鉴起来就容易多了。或许这才是真相吧？

如果推论成立，那意味着7000年前湘航已悄然开启，两岸部落凭借水路以物易物。大胆揣测一下，六七千年前，或许已经出现类似后来的商部落，撑着舟筏，沿着湘江与各部落交换物品，以此获取差价。永州最低海拔63米，长沙最低海拔23米，湘江绵延数百公里，这点落差不算什么，在长江众多支流中，湘江算是航运条件极佳的河流之一。

5000年前澧县鸡叫城修建了三重环壕，用水阻挡来犯之敌，华容七星墩则引水入城作为交通，无不证明湖湘先民对水的利用已非常娴熟。远古先民驾着粗糙舟筏，行进在或宽或窄、或幽或明的江上，手握骨刺尖棍，死死盯着浮萍水草，一旦发现异动，就高高跃起，连人带刺，直插下去。然后被大鱼拖着忽上忽下，劈波斩浪，也不松手，直至将大鱼的力气全部耗空才算完。先民的这种能力，其实早已被玉蟾岩遗址1万年前留下的水族残骸给证实了。

炎帝南巡湘南，舜帝南狩苍梧，想要顺利抵达目的地，非得借助水路不可。陆路先不说能否走通，单是丛林里的大小部落，就让外来客寸步难行。如今，衡阳雨母山祭祀“舟载神农”的环节，似乎就是远古记忆的现世遗存；还有九嶷山祭祀坑中的海贝项链，也说明很早之前就有一条沟通大海与湘南的水上通道。“五千年华夏文明”是历史课本中的表述，现如今考古界已推出“万年中国”之说。考古界以实物考证历史，既保守又谨慎。随着考古遗址的不断发现，我们才知道远古人类的智慧与成就一直被低估。

商周时代，湘江就是战略物资的运输通道。四羊方尊被鉴定为商末周初文物，其铸造地一直存疑。通过现代技术检测，其锡料来自湘南，铜料来自赣北。就是说，不管四羊方尊的铸造地在哪里，其原料或成品运输，必定会经过长江与湘江，才能抵达它的出土地宁乡。

楚国最强的时候，南部疆界也不会超过常宁、耒阳、安仁、茶陵一线，但楚王却派重兵翻山越岭，建立临武县邑。临武，即临近武水之意，武水属珠江水系，足见楚军已深入南岭腹地。如今，在临武附近发现的楚国采矿洞，以及炼锡坩埚与遗锡，无不说明长途奔袭的楚军是冲着珠江流域的锡矿而来。

有意思的是，武水南流与浈水汇合，称为北江，北江流入珠江。在武水与浈水交汇处的韶关市，20世纪70年代发现一处远古遗存，里面的青铜器，竟都产自本地，时间为商周时期。其用锡可能就来自旁边的临武。也就是说，临武的矿藏在楚国发现之前，百越人早就在此开采了，锡料一部分贩往北方，楚人沿着商路反向寻踪，确定位置后，派兵奔袭，把锡矿直接给占了。

武水南流前，有一段是东流，抵达宜章。有考古证明，楚军在临武提炼的锡锭，不是经嘉禾入舂陵江，而是由宜章越过坡度较缓的山冈进入郴江。郴州最初就是临武锡料再次装船入水的码头，同时兼作锡料保驾护航的军事驻点。《包山楚简》曾记载：“输锡于临武，勿令乏军兴。”意思是说，安全地把锡料从临武运输出来，不要违背军令。锡料经郴江、耒水、湘江、长江，最终成为郢都青铜的铸材。碳同位素的分析已经证明，如今荆州出土的青铜剑很多用了临武锡料。显然，湘江这条800里的“军工供应链”，对楚国的王霸事业，曾做出过重大贡献。

《鄂君启节》是公元前323年楚怀王给自己儿子鄂君启颁布的免税通行证。凭据详细规定了鄂君启水路、陆路的交通路线，车船的大小与数量，运载额度与货物种类，禁运清单以及纳税免税情况等。其贸易线路不但涉及洞庭湖与湘江，还有长江、沅水、澧水、汉水等，以及沿岸诸多城市及关隘，这足以证明当时楚国的水陆贸易网络已初步形成。这也难怪，地广人稀，农民窝在某个山坳悄悄繁衍，农田与农产根本无法统计，国家在关隘处收取商税反而更加便利。

从楚国开始，甚至更早，长沙就是湖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本营。这从长沙现已发现的3000多座楚墓就可以判断。平民死后只会尘归尘，土归土，很难留下砖石墓穴。能保留至今的墓穴，里面基本都是贵族。楚国庞大，城市无数，长沙的楚墓数量却能跻身前五，足见长沙当时有多繁华。

湘江衡阳段险滩，其礁石现在还遗留着楚人开凿的痕迹，这或许是湘民对湘江最早的疏通与治理。在潇水双牌县段，曾发现过战国水利遗址，那是一种可拆卸的临时性水利设施。将数根木棍绑成三脚支架，并列架在水中，斜面铺上竹簟、泥土，形成拦水坝。旱时抬升水位，以便引水灌溉庄稼；雨季方便拆除，避免洪涝灾害。那时的永州，尚属蛮荒之地，说明这种水利技术并非政府推广的结果，而是潇湘先民自发的智慧成果。

如今衡阳人信誓旦旦，宣称楚国曾在衡阳设过“庞邑”。可没有任何史书支撑这一说法。只是衡阳地处南疆，越楚杂居，形势复杂，湘江经此又多险滩，为保证耒水入湘的锡料和舂陵江入湘的稻米北运顺利，楚军很有可能曾在此设有军事据点。

二、航运塑造城市雏形

秦军三路进攻岭南，两路溯湘而上，50万军队及其辎重粮草涌入湘江。为了运输兵员物资，秦监御史禄率民工开凿灵渠，让湘漓联手，长江从此拥有了另一条入海线路。依靠这条交通线，秦军很快在岭南扎下根来，并开辟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之后历代中兴之主都拽紧了这根交通线，不让岭南逸出中原。2000多年过去了，如今灵渠仍然畅通无阻，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据史料记载，秦朝在湖南设有三郡：一是黔中郡，后改为洞庭郡；二是苍梧郡；三是长沙郡。郡下设县，其中郴县、耒县、罗县、湘南县都与湘水流域有关，长沙郡的郡治设在临湘县，也就是现在的长沙。

郴县既是码头，又是军事要冲。耒县平旷肥沃，既是产粮区，又有丰富矿藏。罗县源于罗子国，在汨罗一带，人口密集，居民是从北方迁移过来的。湘南县地处现在的湘潭，也是产粮大区。郡治临湘县则是政治、军事、经贸的中心。湘南县包围了临湘县，相当于临湘县的郊区。这种以功能划分县治的设置，既高明又先进，对现代县市的设立都有着深远影响。这些郡县依水布局，跟远古湘北的古老城堡有着本质区别。

马王堆三号墓曾出土过一张《驻军图》，上面标注了7处粮仓、21个漕运节点，说明西汉初期的湘水流域，已经形成了一套军事补给网络，线路遍及湘江干流及支流。东汉建武十七年（41），伏波将军马援溯湘水而上，从灵渠进入漓水，平定了交趾叛乱。如今湘江两岸仍有多处伏波庙。2025年国庆节，我带着一家老小去逛株洲昭陵古镇，发现紧靠湘江岸边的伏波庙才翻新不久，看着虽然矮小简陋，但燃香袅袅，祭祀不绝。

《汉书》曾记载长沙国“出潼粟，连舻北运”，“潼”通“漕”，舻船相连，说明运输队伍庞大。据学界推测，当时湘江的年漕运量高达三四十万斛，可供20万士兵一年的口粮。

从长沙汉墓出土的船模可以知晓，西汉时期航行在湘水的船只船体细长，设有多间舱室，以便客货混载；动力以长桨为主，辅以舵桨控制方向，适合内河低速航行。相比之下，广州出土的东汉船模则更为先进，它们已有尾舵与风帆，能实现远洋航行和侧风转向。

汉代在湘江流域新设有十八县，其中十三县处在航运节点上。计有长沙国的酃县（衡阳市酃湖乡）、攸县、连道县（涟源市东）、承阳县（邵东县东南）；零陵郡的泉陵县（永州零陵区）、营浦县（道县）、泠道县（宁远县西）、营道县（宁远县东南）、钟武县（衡阳县）、重安县（衡阳县北）；桂阳郡的便县（永兴县）、临武县、南平县（蓝山县）。

201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酃县故城进行勘探，发现城址分内外大小城池，护城河直通耒水，物资调配与政令传达都很方便。故城地势低洼，易受洪水威胁，因此仓储等重要建筑都设置在城市东北的小山丘上，这样既避水患，又能凭高监视四周。

马王堆汉墓曾被誉为“汉代长沙的百科全书”。长沙国最负盛名的手工业是漆器制造。可如果细察，我们就会发现部分漆器烙有“成市草”和“成市饱”等字样。“成市”是指蜀郡成都的官方作坊。这既表明长沙贵族对高品质漆器的需求，同时也印证长江与湘江有着丰富的商贸关联。汉墓另外出土的南海犀角与象牙，也是有力的旁证。

“舸”“舫”“舲船”“舳舻”“艨冲”“楼船”“贾船”“蛮夷贾船”……汉代文献对舟船的不同称呼，说明当时船只种类繁多、样式不同、用途各异，周边夷国也可驾船驶入内陆贸易。

长沙城功能明确，有官署区、居民区和商业区。富裕人家的住宅有院落、楼阁、仓廪、灶井，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官僚、地主、士兵、商人、工匠、农民、奴仆等角色，各具神态，杂然在大街小巷，勾勒出了一幅充满活力的长沙市井图。种种这些，无不证明长沙在汉代已有稳固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和活跃的商业贸易。它既具有西汉城市的共同特征，又保留了浓郁的楚文化特色，是湘水流域最富代表性的城市。

三、割据下的破冰之航

三国时，湘江是吴蜀争夺的生命运输线。赤壁之战后，东吴大将鲁肃为训练水军，在洞庭湖通往长江的险要处——巴丘，修建了一座阅军楼，用于指挥水军、瞭望敌情。据说这就是岳阳楼的前身。随之崛起的巴丘城，则是岳阳市的前身。巴丘城扼守长江中游、勾连湘水汉水、控制荆州湖湘，是不折不扣的战略要冲。所以岳阳最初能够建城，非关鱼米，不因商贸，而是冲着军事来的。

东吴紧扼湘江入长江的要道，西蜀则控制湘水上游零陵等地，东吴在湘江株洲段设置建宁县，两国在这里划江而治，湘东归东吴，湘西归西蜀。晴好的日子，双方驻军都能看到对岸的猎猎旌旗和造饭的炊烟。这时的湘江成了战场，商贸活动基本销声匿迹。

东晋时期，湘江是建康政权重要的补给线。这时长江中游成了全国的军事要地，它北可抵御外敌，东可支援建康，西可扼控巴蜀，南可庇护湖湘。据传陶侃曾在巴陵大规模建造制船基地，拥有东晋最高的造船技术和强大的水军实力，让乱世中的湖南有了相对的安宁与和平。后因军功卓著，陶侃被封为长沙郡公。“衣冠南渡”那会儿，小部分北方士族相中了湖南的恬静，这使得湖湘的经济文化实力又向前迈了一小步。

西晋设巴陵县，巴丘城是县治。291年，西晋设建昌郡，巴陵县是郡治。东晋至南朝，湘州虽有废置，但湘北多属湘州；439年，南朝宋改置巴陵郡，巴陵县仍为郡治。巴陵行政地位提升，与岳阳战略地位日趋重要有直接的关联。

东吴划出长沙郡东部设为湘东郡，郡治设在酃县，现在属于衡阳市珠晖区酃湖乡，紧贴耒水，与湘江隔着一小段距离。同时设临蒸县，县治在蒸水与湘水交汇处，现为衡阳市中心城区。这才是衡阳城的源起。东晋中后期，湘东郡郡治由酃县迁至临蒸县，临蒸城规模随之扩大。

两晋礼乐崩坏，民间疾苦无穷，佛教趁乱入湘。法崇禅师由浙江溯长江而上，进入湘江。在岳麓山创建慧光明寺，即麓山古寺。这是湖南佛教的肇始，麓山古寺因此被尊为“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之后僧侣们逆湘水南下，在各个航运节点大兴土木，其中以南岳最为突出，大小寺庙多不胜数。

沩山是湘支流沩水的源头，上有一寺，名密印寺，为唐代灵佑禅师所建，属沩仰宗祖庭。沩仰宗则是禅宗五家之一，它的兴起，标志着佛教在湘水流域已趋鼎盛。

有意思的是，麓山古寺如今出土的供养人名单上，“船主”“漕吏”等字眼比比皆是，可见航运人多为佛教徒。想想也不奇怪，江湖险恶，出门在外，更需菩萨保佑。

盛世慵散，乱世革新，每个政权为了夺取胜利，不得不想方设法改进造船技术，完善湘江航道，督促水师训练，这使得沿江城市的布局、经济和文化生活一直保持较强的活力。南北分裂，南朝的行政重心放在长江以南，湘水流域的郡县突然暴增，达到了历史高峰。衡阳和岳阳也在这个时期从无到有，逐渐壮大。但相对于统一的帝国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对湘江航运事业，还是有着很明显的冲击与阻滞。

四、商贸命脉与城市繁荣

隋朝大运河开凿后，湘江被纳入全国水运网络，从永州上船的货物，走水路可抵达长安。随着北方对南方物资需求的增大，湘江成了连接岭南与中原的关键水道，通航能力进一步提高。这期间，湘江沿岸出现了一种平底、吃水浅、多桅杆的专用“湘船”，这是针对湘江枯水期专门设计的。

安史之乱后，长沙铜官窑乍然兴起。晚唐诗人李群玉《石潴》云：“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几句诗将窑场盛况，描写得栩栩如生。据考证，窑址沿湘江东岸分布十余公里，有龙窑76座，年产量200万件彩瓷，销往世界各地。20世纪末，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水域附近有一艘沉船被打捞上来，发现里面有56000多件瓷器来自铜官窑。瓷器上要么书写唐诗，要么彩描骆驼、椰枣纹、摩羯纹、胡人舞、阿拉伯文等充满异域风情的图案与符号，这批彩瓷显然是为海外市场专门定制的。

盛唐繁华，万国来朝，商贸空前活跃，即便在偏僻的长沙，也有胡人出没。“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杜甫诗歌《清明》点明了胡童的奇装异服。估计那时潭州城胡人随处可见。

铜官窑瓷器，一路从湘江入洞庭，经长江至扬州，转海船运往海外。如今长江沿途，特别是扬州，已出土大量铜官窑瓷片。一路逆湘江而上，经灵渠进入漓水，由珠江抵达当时的贸易大港——番禺（广州），最终远销海外。唐代李渤、鱼孟威等官员曾多次对灵渠进行疏浚和修缮，既满足了国家漕运与军事的需要，也为民间商旅提供了诸多便利。

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推算，潭州人口约8.5万。城周五里有余，北起中山路，南至解放路，西临湘江，东至蔡锷路。设有四门，最繁华的“小西门”直通湘江码头。“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这是杜甫描写长沙清明踏春时人潮涌动的情景；“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这是杜甫描写长沙市郊寺庙高大奢华的情景；“潭府邑中甚淳古”“今幸乐国养微躯”，这是杜甫庆幸能生活在潭州城的美好心情的流露。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受重创，江南成为朝廷税赋的主要来源。《旧唐书·刘晏传》称“潭、衡、桂阳必多积谷”，粮食通过湘江、长江漕运至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

隋开皇九年（589），湘东与衡阳两郡合并为衡州，临蒸、新城、重安三县合并为衡阳县。唐代衡州就此成为区域中心城市，如今湘江东岸的唐代衡阳码头遗址，出土过扬州铜镜、益州锦缎、邢窑白瓷等文物。当时的造纸业尤为发达。“衡州之纸，尽入湘流”，可以想象出它载誉九州的影响力。在《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等文献罗列的唐代向朝廷进贡纸张的州郡中，衡州便是其一。衡州造纸应该是继承了蔡伦的古法技艺。以麻纸为主，原料取自湘江两岸丰富的野生麻类，通过“沤麻池—蒸煮灶—抄纸房”标准化流程生产出来。

帝国统一后，岳阳城的战略地位不再突出，而文旅商贸地位则日益彰显。因为是入湘第一站，“迁客骚人，多会于此”。仅凭岳阳楼，这里便俨然成了旅游胜地。李白一生六次光顾岳阳，好诗写了一箩筐。“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据说岳阳楼“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对联也是李白写的。孟浩然折服于洞庭湖的波澜壮阔：“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内心由此产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杜甫上了岳阳楼则是“凭轩涕泗流”，既因“戎马关山北”，担忧家国命运；又因“亲朋无一字”，自身被生计疾病所困。暴脾气韩愈则是在岳阳楼上，大肆抱怨好友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不够义气，“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不久刘禹锡也被贬谪湖湘，但他性情豪迈，行事逍遥，内心祥和：“岳阳楼头暮角绝，荡漾已过君山东”，“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遭遇与性格的不同，“览物之情”自是各异。

据不完全统计，《全唐诗》中涉及湘江的诗作约占唐代山水诗的18%，唐代共有近百位诗人在湘水流域留下过443首诗歌。这些诗歌不仅是文学瑰宝，也是航运史实。韩愈诗句“十月阴气盛，北风无时休。苍茫洞庭岸，与子维双舟”，便透露了风力对行船的影响。元结诗句“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足以证明湘江夜航在唐代已然成为习惯。

湘江沿岸的摩崖诗刻，古已有之，到唐代突然暴增，成为最耀眼的时尚。湘江株洲段有，衡阳段有，永州段两岸则到处都是，其中以浯溪碑林最为著名。迁客谪臣漂泊在外，前程未卜，只好寄情石壁，想在人世间留个念想。好些石刻高悬在江边峭壁上，乘船才能得窥全貌，若将其称作“航运文学”，还真是恰如其分。从唐代开始，这条蛮荒之河的文化气息便越来越浓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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