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25年晚秋，32岁的毛泽东写下了名篇《沁园春·长沙》。彼时，他正受到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他离开故乡韶山，准备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途经长沙重游橘子洲。在辽阔的湘江畔，他用这首词抒写出革命青年对青葱岁月的追忆和改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也是在这个晚秋，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坚定的信仰。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睡梦初醒的华夏，这首词敲击出“少年中国”铿锵的青春鼓点；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的时刻，人们仍旧被它的豪情一次次点亮。值此伟人填词百年之际，《湘江副刊》特邀谭仲池同志撰文纪念。
◎谭仲池
一
深秋的一天，曙色初露，我早早地登上岳麓山的观景台。
这是我近些年来，看到的一个最明丽而蓬勃的湘江早晨。轻纱般飘渺的薄薄晨雾，被金色的阳光柔柔地卷起。起伏的峰峦，江上的轮船，横跨波涛的大桥，矗立两岸的高楼群落，还有绿色林荫大道上，车如流人如梭，蠕动在湿润的清风里。
这是一幅人文山水画图，一卷当代清明上河图，一篇镌刻在三湘大地上的立体瑰丽诗章。
长沙橘子洲头。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傅聪 摄
2006年的夏天，我在日内瓦国际城市市长论坛的演讲中说：“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克梅说过：人的一生总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最美的城市。
我所在的长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城址和城名3000年不变的城市。我深知，对于城市的历史文明、精神成长、物质空间，乃至美感和魅力的感知与体验，实际上是对我们自身生存世界的向往与追求、生命价值的审视与观照。我从长沙这座古城的演进与发展变化看到，只有尊重历史文化，尊重人性道义，尊重科学环境，才能保护和延续城市的文脉、道德风尚、理想追求与创造精神。因此，我常常为清晰呈现在眼前的城市环境而欣慰、自豪——古树苍郁，秀如锦屏，楼阁泛彩，金碧辉煌；楼群错落，高低有致，花香鸟语，林水相依，林路相连，生态优良，弦歌不断。
每当我乘车或步行，经过宽广油亮的湘江、潇湘、芙蓉大道；望着雄伟的使湘江变成碧波荡漾平湖的航电枢纽；徜徉在“三馆一厅”绿茵茵的草地；流连于生发着现代化高端科技魅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园；沉浸在古风氤氲的太平历史文化街；走进湘味四溢的“火宫殿”、人潮涌动的“杜甫江阁”前，自己就仿佛置身于梦幻般的感觉和星河灿烂的光影长河，领略着绿色生活、绿色消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古典而灵秀、温暖而宁静、优雅而生机盎然的城市风景。
在这样的时刻，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将目光投向耸立在橘子洲头的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像。那是象征长沙精神和文化底蕴的地标式艺术巨作。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一年四季，毛泽东的雕像始终伟岸英俊、容光焕发、光芒四射。他总会用青春的微笑，飘洒梦想的长发，激扬的书生意气，飞驰的神思与缠绵衷肠，来慰藉乡亲们的怀念和来自四面八方游人的敬仰。透过他宽阔的前额，人们会看到那一片丰厚广大的思想原野。凝视他双目迸发的穿越岁月的光辉，会恒久地成为照耀我们前进的灯塔。
二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2009年，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像落成。暮秋的一天早晨，我来到橘子洲，幸福地感触着它，顿时浮想万千。回到家里写出了散文《守望橘子洲》，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版。我在文中这样写道：“眼前如茵芳草，葱茏树木，诗意奇石，幽翠修篁，荡湖涟漪，陈色古阁，风华碑亭，无不激情飞扬，灵气浩然。这一切极其自然而亲切地被岳麓山高扬的紫雾，爱晚亭流泻的泉声，岳麓书院飘出的书香，乃至天心阁上的霞光，湘江波涛上的帆影，簇拥成一片豪情，一颗文魂，一轮红日。而现在矗立岛之东南位置的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仍未改日出韶山时的风流和喷薄的神采，依然放射耀天暖地，滋润万物的璀璨霞辉。”
是呵，望着“秋风萧瑟，换了人间”“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无限秋色，感触着“长岛人歌动地诗”的时代脉搏，谁都会想起100年前，毛泽东在橘子洲写下的豪迈雄伟诗篇。此刻，我真切地听到浩荡的湘江，正扬波高声吟诵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正是一个“百舸争流”觉醒年代，也是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代，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语）。
1925年秋，毛泽东正好32岁。当时他正受到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毛泽东由老家韶山取道长沙入粤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路走来，有太多无法言表的心境。那一刻，毛泽东伫立橘子洲头，江风吹动他乌黑的长发，轻拂他的青布长褂，波涛在他脚下汹涌，扬起层层浪花。
他满怀深情回望岳麓山，放眼湘江和妙高峰，其景、其情、其境，让他激动不已，强烈地感觉到“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的情绪在胸中涌动奔突。念及自己在长沙求学、修业、寻求真理、投身革命实践的艰难经历，怎不感慨万千，一吐为快呵！
此刻，当我伴着涛声，又一次重读这首词，眼前便浮现出1911年春天，毛泽东一双布鞋、一把油纸雨伞、书袋中装着《天演论》《三国志》《水浒传》《孙子兵法》来长沙求学的情景。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这样描述当时的长沙城，“简直就是个中世纪的城市，只能走轿子和人力车”。然而就是这个古老的城市，虽然城市版图很小，社会经济不发达，交通不通畅，市民生活境况尚处在贫困之中。可这里却风起云涌，生气勃发，不仅充满着新思想、新风气的激荡，而且正在兴起共和的革命风潮。
毛泽东就是在这种寻求真理变革开放活跃的氛围中，受到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的教诲指点。毛泽东在杨昌济心中，已然是“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的人才。1915年杨昌济把《新青年》送给毛泽东。尔后又向《新青年》推荐毛泽东的文章《体育之研究》。这一切都让毛泽东感受着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自由思想的张弛，进而升华着自己的独立思想、独立精神、独立人格，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观。
1920年，毛泽东和何叔衡在长沙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他曾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1年毛泽东和何叔衡出席了中共“一大”。从此他看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光明的曙光。24岁时，他在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时，就作了一万多处的批注。比如关于文艺创作，毛泽东在批语中强调：“艺术以及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是主体本性的外发。”即“言者，心声。心声者，其心之本质所具之能力所发。”这样，在文艺等精神产品的本质，究竟是客观生活的反映，还是主观世界的表现，这两种观点的悠长久远分歧面前，青年毛泽东明显地选择了后一个观点。所以毛泽东又认为，文艺创作活动同人类其他活动一样，都是为了实现自我本质中的某种能力和意志，而绝非是为了达到外在于主体自我（为他人利益服务之类）的目的和责任。否则，那便不能创造真诚之作，真诚以外，只能根源于真诚地表达主观世界，人品与诗品基本是统一的。创作的灵感、才情、想象来自我的那个“秘妙”世界，来自主体人格所追求和感觉的真善美的世界。
从毛泽东1910年离开韶山，去湘乡东山小学读书，离家时送给父亲的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到1925年4月，毛泽东去武汉参加中共“五大”，由于他与陈独秀意见相左，受到排挤，心情异常郁闷。杨开慧陪他登临黄鹤楼，他望着万里长江，烟波浩渺，顿生思古之幽情，遂吟出凄婉凝重的《菩萨蛮·黄鹤楼》：“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处？剩有游人处。”直到1925年秋天，毛泽东写出这首《沁园春·长沙》的诗篇，除了他想对自己的青年时代作一个诗意的总结，而更多的是他要抒发自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抱负和担当精神。
有史料记载，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回答英译者所提诗词中问题时，曾解释说：“‘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句是指在北伐以前，军阀统治，中国的命运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做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如此谈道：“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也就在毛泽东写出这首词的当年冬天，他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文章结尾处强调：“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篇文章，集中了我们党在幼年时期的正确主张，集中了当时共产党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初成果，也是对“谁主沉浮”问题作出的重要解答。
由此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他同时又是伟大的诗人，他用诗词创造了他非凡且浪漫的诗性人生。
三
就是这个诗人毛泽东，他曾用“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在古老的潇湘大地，点燃《湘江评论》的红焰，照亮了湘江的夜空。他在亲自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这诗一样的语言，和他的诗词一脉相承，铸造出惊世绝响。
早在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这样评价毛泽东：“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在我看来，这种“天命的力量”和根本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毛泽东诗词释放出来的。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就开始用诗的情境和韵律，来描绘日出的壮丽和辉煌，展望未来的希望和前景：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遥望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婴儿。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是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和诗人最生动、最形象、最经典的预言。这是一个深受湖湘文化熏陶和湘江之水滋养的大地之子，对中国历史的深邃阅读，对中国现实状况的深刻诠释和曲折前程的深情展望。
今年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发表100周年，行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我们，心里念兹在兹的这首诗词，犹如前进的号角，依然在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再一次伫立湘江岸，读着湘江的壮阔、深邃、澄澈、神美，我们会倍加感到湘江的悠远古典、雄浑奔放、波撼山岳、气蒸江海、魂飞广宇。当然我们更会梦系千帆，心潮逐浪，永远诵读毛泽东的这首凝聚秋风霜韵、流芳千古的雄词妙篇。极自然地把自己的灵魂融入“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阅尽人间春色”“环球同此凉热”的神妙诗境。
这是何等天翻地覆、沧桑巨变、江山锦绣的百年呵！
（作者谭仲池系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省文联原主席，文学创作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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