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帆（清华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面临生死存亡的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与侵略者进行了长达8年的殊死战斗。其中，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以其“刚毅坚卓”的顽强精神，在极其艰苦的战时条件下，为国育才，延续文脉，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
西南联大纪念日是11月1日，这个日子其实是和一所只存在了短短一个学期的大学——长沙临时大学紧密关联的。从历史沿革的轨迹回溯，“长沙临大”就是昆明西南联大的前身，正所谓：联大八年路，开端在长沙。
笔者通过查阅抗战时期的长沙《大公报》，仔细梳理与“长沙临大”有关的信息，并结合有关史料予以分析，希望能为研究西南联大的这段“史前期”历史提供独特视角。
长沙《大公报》（1937年9月13日）刊发报道公布《湖南大学借读办法》
一、在长沙的平津流亡学生积极组织自救
七七事变发生在暑期，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两天后天津陷入敌手，南开大学被日寇炸毁。平津地区各大学的学生们猝不及防，一下子失去了校园，四散逃离而成为失去了根系的“浮萍”。
地处华中的湖南省会长沙，文化传统悠久，地理位置优越，当时又远离华北沦陷区，交通条件便利，很快就聚集起许多流亡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以清华学生为主，首先发起成立了自救组织“平津各大学留湘同学会”。
1937年8月31日，长沙《大公报》上第一次刊登了消息，题为《平津各大学留湘同学会成立 谋今后学业问题》。文中披露，来自平津地区的13所大学的共60余位同学于前一天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平津各大学留湘同学会，宗旨就是“谋今后学业问题之解决”“联络感情”“参加抗敌工作”。
从《大公报》9月7日、8日、13日的另外三次对“平津各大学留湘同学会”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在同学会登记的来湘各校学生达到195人。为了解决他们的借读问题，同学会与湖南大学进行了积极接洽。湖南大学也迅速作出反应，在校长皮宗石（1887-1967）的积极推动下，很快公布了《湖南大学借读办法》，第一批就解决了130名流亡学生的借读问题。
二、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与开办
就在流亡学生积极寻求自救的同时，他们并不知道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在统筹战时高等教育布局调整和管理问题。根据清华大学历史档案，教育部于1937年8月14日密电正在庐山牯岭开会的梅贻琦校长，“政府拟在长沙设临时大学一所”，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可视为由此开始。
（一）梅贻琦经历了临大筹建的全过程
1937年8月28日，教育部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长沙临时大学没有设定“校长”职位，但领导集体就此正式确定，这也标志着筹备工作将实质性启动。
1937年9月13日，《大公报》第一次披露长沙临大的组建消息。在《梅贻琦前日来湘》的报道中称：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奉令来湘，筹备组织联合大学，刻已抵省，暂寓朱（经农）教育厅私邸。一俟其他各委到湘，即组织进行云。
这则消息是很重要的历史信息，记载了梅贻琦校长到达长沙的时间是9月11日。尽管梅校长已不是第一次来到长沙，但这次意义非凡，他是临危受命，即将为一场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拉开序幕。
（二）长沙临大的选址和开学上课日
1937年9月27日，《大公报》刊出一则消息《临时大学筹备就绪 定期开学》，其中披露：
中央为救济京沪平津各地来湘大学生起见，特在长沙创设临时大学一所，由朱教厅长主持，各情已志前报。兹悉此项临时大学，筹备业将就绪，校址设本市圣经学校。该地房屋宽敞，且系西式建筑，足够支配。恤事出仓促，且经费有限，设备简陋，图书仪器等项，仅有少数，以备应用。各地大学教授，均多来湘，北大校长蒋梦麟氏，亦已来省。闻开学之期，决在双十节左右云。
10月8日又以《长沙临时大学 定二十五日开学》为题报道了临大的科系设置情况：长沙临时大学自成立筹备委员会以来，经该会积极筹备，现一切大体就绪，定于本月二十五日开学。闻全校共设学系十七系，计（一）关于文科者，有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历史社会系、哲学心理教育系。（二）关于理科者，有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算学系、地理地质气象系。（三）关于工科者，有土木系、电机系、机械系、化工系（电机机械化工三系学生，因设备关系，须在他校借读）。（四）关于法商科者，有经济系、政治系、法律系、商学系。并除该校原有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学生外，酌收若干借读生。
11月2日，《临时大学 昨日正式开课》的消息，记载了长沙临大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11月1日正式上课：长沙临时大学，业已筹备事竣。所有各系级业于昨日正式开课。至各校借读生报名日期，已定明日截止，定期甄别。
长沙《大公报》（1938年2月17日）刊载“临大迁滇”消息
三、临大在长沙仅办学一个学期
在长沙期间，临时大学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实行军事管理办法。清华十二级（1936级）的秦宝雄（学号3199）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1937年秋天，临时大学在长沙开课，每个男同学都领到一件黑布棉大衣，也可以算是“制服”吧。那时我们都住在四十九标军营，接受军事管理。每天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一听起床号响，大家在五分钟内必须跑出去，穿好黑布棉大衣，在广场上排队点名。我每晚在睡觉以前，就把所有的上衣，包括衬衫、毛线衣、黑布棉大衣都套在一起。晚上把这一套衣服，盖在棉被上取暖。早晨起身，就把这一套衣服，加速穿上。因为没有时间去扣所有的纽扣，只把外面棉大衣的几个纽扣扣好，就可以在晓风残月下，排队“应卯”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临大学生还有其他业余生活吗？从1938年1月12日《大公报》的一则报道中，笔者惊喜地发现了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马约翰”（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著名体育教育家，曾在清华大学任教）！报道是这样的：
临时大学足球队，早已成立，由名指导马约翰氏择日训练。但数月以来，从未对外比赛。兹为慰劳负伤将士并观摩球技起见，拟邀本市各足球友队，在四十九标足球场作友谊比赛，时日以星期六（15日）日（16日）下午一时起为宜，如有愿以比赛者，请迳向青年会少年部李振声先生处接洽云。
四、踏上迁滇之路
清华1934级的黄世洗（学号2386）曾经回忆：“清华、北大、南开联合迁到长沙，借用长沙圣经学院复课。我从三年来第一次度假的家乡常德赶到长沙，开始第四学年的学业。此时日军节节进逼，竟有敌机飞到长沙轰炸。就在我们借住的民房附近投下了炸弹，弹坑直径30米左右，坑旁还留有炸死人的人头，惨不忍睹。这在我们心中激起的愤怒不可名状，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热血沸腾，气愤填膺。人虽在读书，心中很不是滋味，勉强读了一个学期。寒假期间，敌军又逼进九江等地，长沙也危险了，学校又决定迁往昆明。”
1938年2月17日《大公报》发布《临大迁滇业已教部核准》的消息，称：长沙临时大学迁滇问题，各报迭有报道。兹悉该校业已呈奉教部核准，刻正积极赶办迁移事宜。所有全部师生，准备本月“号日”（即二十日）前后，启程赴滇。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从平津到长沙只是“西南联大”的万里长征第一步，昆明在层峦叠嶂之外等待为传承教育薪火千里跋涉的临大师生，筚路蓝缕的艰苦办学历程继续以饱含悲壮的色彩延续。再见，湖南！再见，长沙临时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