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残雪，中国当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先锋派文学代表人物，著有长篇小说《突围表演》《新世纪爱情故事》《苍老的浮云》等，部分作品被译介到日、法、意、德等国家。
◎残雪
自我反省
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素质
一般人，哪怕是一些高等文化人是很少注意到自己的内部的精神活动也是有层次的。可以说，越是关注这一点的人，层次就越分明，精神世界也就越复杂，这个人也越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反之，那些越是忽略这一点、混混沌沌得过且过的人，层次就越浅，越缺乏对自我的观照。
我将一个人平时的所思所想、对于世俗事物的情感反应等归纳为内心生活的第一个层次。这类精神产物还是比较初级的、粗糙的、未经过滤的，里面有很多杂质。
夜晚的梦境则是第二个层次。在那里头，本质现身，让人换一双眼睛来重新看世界内部的模样，而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对象，一个“他者”。所以人的梦境里头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作为暗示弥漫在风景里头，敦促人向自己的本质回归；但夜晚的梦还只是提供了反省观照的可能性，还并没有将这种可能性来付诸实践——因为做梦是不由自主的被动行为。
只有人类的精神创造活动，才是内心生活的第三个层次。人在从事音乐、哲学、艺术表演、文学等创造之际，进入到完全陌生的精神维度，在那里头，死人开口说话，完全意想不到的画面或事件层出不穷，一切世俗的常规全部作废，代之以神秘的、无法把握的逻辑所主宰的冲动。而且，人只有在这类创造中，才能将黑夜梦境中的可能性加以实现，达到深层次的反省。否则，梦永远是梦，同人的精神生活是脱节的。
从童年时代起，我的生活中就有两种梦，即夜晚的梦和白天的梦。童年时代的白日梦是很纯真的，总是一个人悄悄地想那些好的，美丽的，带有理想色彩的事。一般是凭空想象，也有的时候以故事，电影和图书做媒介。白日梦中的“我”是比较模糊的，似乎是一个善感的、具有同情心的影子人。而白日梦的材料，则可以是生活中的任何小事。想象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自己各种各样的欲望。或许下意识里，有很强的要使自己变得完美的倾向。比如我极为喜欢养小动物，在寒冷的冬天，我就设想自己在结冰的路面上捡到一只冻坏了的蝙蝠。我将它带回家，把它放在一大团暖和的棉花里头，再将棉花团放到火炉旁，然后看着它慢慢苏醒。这样就救活了它。冬天没有蚊虫，给它吃什么呢？我要训练它吃饭。它长啊，长啊，长得很大很大，翅膀一张开像一把油纸伞一样。那时我就要带着这只巨大的蝙蝠到处走，让大家看稀奇。我还设想过自己救父亲的英雄举动，设想过从地面钻洞，一直钻到泉水冒出来的那种美事。
儿时的白日梦接近于创造，但还不是真正的创造。因为梦中的角色还未分裂，所以还不会自省。如我在很多文章里谈到的那样，我认为真正的创造是需要强大的理性的。只有理性可以使人潜入到意识的黑暗底层，从那里掀起万丈波澜；也只有理性可以通过压制人的欲望使其产生反弹，从而去进行前所未有的表演，让人性这个矛盾通过表演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可是，由年复一年的白日梦自然而然地转到文学创作上来，在我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当然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不记得是哪一天，我坐在桌旁信手写下一些文字时，一股陌生的情绪从我内部喷涌而出，我的笔突然就获得了神力。也许是几十年的向内凝视的习惯突然启动了我内面的某个机制，地狱之门被打开，幽灵们蜂涌而出？
通过艺术、哲学、音乐、表演等高层次的媒介来养成向内凝视的习惯，是作为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素质。并不一定人人都要写哲学，搞艺术，通过阅读和欣赏，我们可以过一种准艺术家的生活。因为哲学和现代艺术，是需要创造性的阅读和欣赏的。如果每个人都善于反省自己，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一个善于反省的民族，有理想、有生气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必然拥有深层的精神生活，并且会产生大批艺术家和哲学家。
伟大的作品
都是内省的、自我批判的
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是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作品，即这类作家的作品无论经历多少个世纪的轮回，依然不断地得到后人的解释，使后人产生新感受。这样的作家身上具有“神性”，有点类似于先知。
就读者的数量来说，这类作品不能以某段时间里的空间范围来衡量，有时甚至由于条件的限制，一开始竟被埋没，但终究他们的读者远远超出那些通俗作家。
人类拥有一条隐秘的文学史的长河，这条河在最深最黑暗的地底，她就是由这些描写本质的作家构成的。她是人类多少个世纪以来进行纯精神追求的镜子。
我不喜欢“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提法，其内涵显得小里小气。如果作家的作品能够反映出人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本质（这种东西既像粮食、天空，又像岩石和大海），那么无论哪个种族的人都会承认她是伟大的作品——当然这种承认经常不是以短期效应来衡量的。
对于我来说，作品的地域性并不重要，谁又会去注意莎士比亚的英国特色，但丁的意大利特色呢？如果你达到了深层次的欣赏，地域或种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说到底，文学不就是人作为人为了认识自己而进行的高级活动吗？作家可以从地域的体验起飞（大概任何人都免不了要这样做），但决不应该停留在地域这个表面的经验之上，有野心的作家应该有更深、更广的追求。
停留在表面经验正是中国作家（以及当今的美国作家）的致命伤。
由于过份推崇自己民族的传统，他们看不到或没有力量进入深层次的精神领域。这就使得作品停留在所谓“民族经验”“写实”的层次上，这样的作品的生命力必然是短暂的，其批判的力度也是可疑的（这只要看看当今中国大陆文化人的普遍倒退和堕落，看看多数美国人民对于伊战的狂热，以及历来对于战争的狂热就可以得出佐证）。
伟大的作品都是内省的、自我批判的。在我的明星列表中，有这样一些作家：荷马、但丁、弥尔顿、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圣·德克旭贝里、托尔斯泰、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等。
这个名单中的主流是西方人和具有西方观念的作家，因为我认为文学的源头就在西方，而中国，从一开始文学就不是作为独立的精神产物而存在。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缺少文学最基本的特征——人对自身本质的自觉的认识。
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彻底缺少自相矛盾，并将这矛盾演绎到底的力量和技艺。传统的文学从来都是依附的，向外（即停留在表层）的。
即使是《红楼梦》那样的伟大作品，在今天看来也已经很大程度上过时了，因为并不能促使人自省和奋发向上，对于人心的描述也过于浮浅，没有涉及内心矛盾，相当于关于人的幼年的文学。
鲁迅先生写过一些伟大的作品（“野草”全部和“故事新编”中的一些），但数量太少太少，文化对于他的压迫使他未来得及发展自己的天才。在这个意义上，大陆的文学始终处在危机之中，探讨深层次人性，提升国民性的作品远没有形成潮流。
在我看来，中国的作家如果不能战胜自己的民族自恋情结，就无法继续追求文学的理想。
所以在大陆的文坛，很多作家到了四十来岁就开始退化，要么写不出作品，要么用赝品来敷衍，蒙骗读者。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民族自大的心理。我们的文化摧毁、毒害了我们的天才。
中国文化中精神的缺失导致当今的大陆文学不能生长、发育，就像一些长着娃娃脸的小老头，永远是那么的老于世故，永远能够自圆其说，具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匠人的精明，却唯独没有内省，没有对于自身的批判。在所有涉及自身的方面，大部分大陆作家都或者用一些白日梦来加以美化，或者用古代文化提倡的虚无主义来化解矛盾。
没有精神追求的文学是伪文学，描写表面的经验的文学则是浅层次的文学。这在当今的文学发展中好像是个世界性的问题。物质世界的飞速发展已经使得大部分作家越来越懒，越来越满足于一些表面经验，而读书的人，也在一天天减少。
据说实验小说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已经很难得到出版了，而集体自杀的事件在这个国家倒屡屡发生；又据说连在德国，这个思想之父的国度里，人们也不看实验小说了。
幻灭感如同黑色的幽灵在世界游荡。然而我仍然相信，那条隐秘的长河是不会断流的，尽管历史有高潮也有低谷。
任何时代总会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以自己默默的劳动为那条河流注入新的活力。延续了几千年的理想还将延续下去，同这个浮躁、浅薄而喧闹的世界对抗。
伟大的作品都是彻底个人化的。因为人只能在真正个人化的写作中达到自由。不在写作的瞬间抛开一切物质的累赘，不同物质划清界线，灵感就无法起飞。而这种活动力图达到的就是个人的人格独立。
要做到这一点对于一位中国大陆作家是特别困难、特别需要勇气的事。文学的实践就是这样一种操练，像西方作家但丁或歌德那样来认识、拯救自身，并将其作为最高的目标的人在大陆太少太少。
一谈及文学，人们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只同表面的经验，“共同的”现实有关，接下去自然就只能涉及如何样完善表达的“技巧”，如何样将陈词滥调弄出些“新意”的问题了。
文坛上很有一些高调的理论家，提出要肃清纯文学的影响，大力提倡所谓“现实关怀”。且不说此处对于“纯文学”的定义含混滑稽，所谓“现实关怀”这种陈词滥调我们已经听了好几十年，实在是同真正的文学无关。
只有个别作家注意到了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广大得多的世界等待着我们去遭遇，去开拓。我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拥有者，中国作家在这方面本应是得天独厚的。
问题只在于你是否能战胜自己的文化的惰性，从另一种文化中去获取这种开拓的工具。我们不去开拓，那个广大无边的领域就根本不属于我们。
一位作家，不论他用什么方法写作，只要他有认识自我的好奇心，改造自我的冲动，有开阔的胸怀，就一定会进入人性探索的深层领域，将那个古老的矛盾进行我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演绎，在自救的同时影响读者，改造国民性。
伟大的文学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她就属于踏踏实实地追求的作家，她的内核就是人的本质。每一位能在文学创造中将理想尽力发挥的作家，在写作的瞬间都是伟大的作家，这样写出的作品则是伟大的作品。
当然各人的先天能力有大小，能否成为明星并不重要，只要处在伟大的追求境界中去完成自己，就是最大的幸福。我想用莎士比亚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
“上帝造我们，给我们这么多智慧使我们能瞻前顾后，绝不是要我们把这种智能，把这种神明的理性霉烂了不用啊。”
（原载《新世纪文学选刊》2009年第3期）
我寄希望于年轻人
（残雪访谈录）
澎湃新闻：您自己觉得您的作品在英语世界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
残雪：主要因为我的作品和西方文化的融合。在这个方面，我应该是在中国作家里面做得最好的。所以，国外的读者能够把我的作品作为文学来接受，我觉得这是很少有的，这一点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的方法和其他作家都不同，我很谦虚、很努力地想去理解、认识西方文化，并且将其很好地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老老实实做了几十年的工作。然后把我作为中国人的优势在西方发挥出来了，所以他们觉得我的作品很新奇。要不然那么多外国人都没有得奖，而为什么我的作品能被选中呢？如果我的作品类似他们曾经诞生的那些文学风格，比如卡夫卡、但丁、塞万提斯等，那他们就没什么新奇感了。
澎湃新闻：在之前的访谈里面，您提到了一些西方哲学的术语，比如说“自我意识”，那您是不是除了对西方的文学比较感兴趣之外，还对西方的哲学比较感兴趣？
残雪：是，我最近五年里一直在攻读西方哲学。我搞了30多年的文学创作，而我这么多年一直看西方哲学那些前辈的作品，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了我们这种实验文学和哲学探讨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探讨的途径完全不同。而且在思想界，文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取得的成就比哲学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所以，我就想把哲学最根本的问题重新探讨一下，也是我的野心。因此我一直每天坚持用四个小时读西方哲学，已经坚持了有四五年了，黑格尔、康德和尼采这些哲学家的作品我都读过。
我最近在写一本批判萨特《存在与虚无》的书，现在已经在扫尾了，主体部分和导言都写好了，需要继续再检查几遍，可能有60多万字吧，但我不是“文革”那种大批判。萨特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是西方哲学处在一个转折阶段的大哲学家。对照他的观点，我把我的不同观点表达出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我的这个体验。因为搞了30多年的文学创作，我和萨特等人面对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但作为中国人，我有我不同的体验和想法。萨特不是自己也写过文学嘛，当然他写得不是太好，也算不错了。所以我和萨特在这个方面特别有共同点。
但是我作为中国人，同萨特在很多方面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而且我形成了我自己的一套图型。我的那套生命的图型跟他的存在图型是两码事。我这本书既是讲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这本书，也涉及了西方的其他经典，主要是黑格尔、康德、马克思早期手稿等。一方面我通过学习了解他们的这些观点，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们民族以前并没有这种系统的哲学，这些逻辑系统都是从他们那里来的；另外一方面我掌握了这些东西之后，就觉得我有优势，可以用我这本书和他们抗衡一下。所以我在大概四年以前就开始写这本书，现在还没有完成，最后还差一点，不过也快了。
我自己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觉得激动人心。因为我的观点都是从我的文学创作中来的。“文学在这个方面是走在哲学前面的探险队。”我一直这样说，我在国际上跟那些外国人也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文学比起西方的经典哲学，已经走到它们的前面去了，文学现在更厉害了。
我是怎样做的呢？通过学习西方，然后进行反思，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文化，就产生了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实际上就改造和再造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我觉得继承传统只能通过再造或者重新创造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才是传统，因为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你说你是传统，他说他是传统，谁是传统啊？怎么能够肯定呢？这很难说的，过去了的就是过去了的，现在已经不是当时的那种环境了，很多东西都已经变了，你还说就只能是那样搞，不创造，就是被动地去继承一下，那是不行的。要恢复传统必须要创造，而文学在创造性方面是最好的途径。因为我们搞文学就叫做创造，通过创造把我们古老的文化再重新化腐朽为神奇，重新把它发扬。这是我的思路，跟我们国内的这些作家一般讲的那一套继承的思路不同。
澎湃新闻：对西方文化的兴趣是受父母的影响吗？
残雪：有吧。因为我父亲以前攻读马克思主义，家里都有《资本论》那些哲学书，所以小的时候就看过，就激起兴趣了。我记得我十四岁还是十几岁的时候，把《资本论》都通读过一遍，那个时候也给了我好的影响，打下了基础。所以我后来搞的那种文学就是跟谁都不一样了，人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我是那种本色演员，搞几下子就没有了。所以还是从小有这种氛围的，有积累，到一定时候它就以文学的形式爆发出来了。
澎湃新闻：您和您的兄长邓晓芒为什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人选择做文学，而另一个人选择哲学？
残雪：我跟他还是不同，他是那种比较冷静的气质，我可能更加现代一些，就是那种容易冲动的气质。因为家里到处、包括朋友和邻居有那些书，包括俄罗斯和西方的文学，所以很快我就融入了文学的氛围里面，就被文学吸引过去了。十几岁的时候是有几年看过哲学书，后来很快就被文学吸引过去了，觉得文学更能够吸引我。因为我看过的这些文学就是哲学嘛，它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现在说的这种方式——以物质的方式来表达精神的东西，一种情感的精神，其实和哲学就是一回事。
只不过因为气质的差别，我很快就被文学吸引过去了。搞了30多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发现我搞的这个东西确实有点优势，就是在这些大师的指引之下，从但丁、莎士比亚开始，还有《圣经》，一直到后来的这些现代派，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因为中国人是物质的民族，有这个深厚的基础的。
澎湃新闻：您所讲的“中国人是物质的民族”是指什么？
残雪：我是一个二元论者，我所指的物质就是精神，精神和物质二者是分不开的。西方把精神的那一维已经搞到了顶点，但是物质这一维还没有起步，所以我们处在这个历史的关头了，就是我们古老的文化在这个历史关头面临了机遇。这是我自己认为的，可以把物质这一维开发出来，就是物质和精神的一种抗衡。
我认为世界最高的终极设定就是精神和物质的抗衡，就是“有”和“无”的抗衡。我是一个二元论者。西方是一元论，认为精神至上。它的唯物主义的那种物质至上也不是真正的物质至上，因为它的物质没有精神化。而我所讲的这种“物质”是有形的精神，有质量的精神，所以这和黑格尔、康德都不同了。我的“图型”也是有质量的，不是那种空灵的图型了，而且更有力量，是从大地那里面生发出来的。
澎湃新闻：那您和您的兄长会讨论哲学问题吗？
残雪：讨论啊。之前还出了一本书，叫做《于天上看见深渊》，就是鲁迅的那句话了。在网络上卖得还可以，我看到印了一万多册吧，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今年一定要推出第二本，叫做《旋转与升腾》，可能有70万字吧，之前拖得太久了，现在得到了资助，所以一定要推出。内容还是我跟他的谈话，第一本也是谈话录，谈的是哲学和文学的关系，既谈哲学又谈文学。第二本哲学谈得更多，基本上就谈哲学问题和抽象问题了。
好多人都在盼望这本书，尤其是那些学哲学的，想从这里面找到一些新东西。我跟他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有共通的地方，另外他的哲学根基非常深厚，在这个方面可以指导我往前奔了，像探险队一样。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的西学热对于文学的创作有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
残雪：当然有积极的影响了，我就是这一批里面出来的。当时出过不少好东西，包括最突出的像余华早期的创作，还有一个叫张小波的，我给他写过几篇评论，他写了三篇中篇小说。梁小斌是后来居上，这些都算是一流的作品吧，那个时候他们的小说散文，就是拿到世界上去，也是拿得出手的一流作品。但是可惜后来就不再学习了，说还是中国的好，还是我们自己的更有东西可学，“自己的东西都没学完，还去学人家”，都是这样一种腔调了。
澎湃新闻：您之前在采访中也谈到，中国人对日常生活的态度缺乏一种自我意识，您能具体谈谈吗？
残雪：就是不善于分析自己，只是大家这样做我就跟着做了，一窝蜂。到世界各地的留学生都要成堆，“个性”这些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遥远的事情，包括我的作品读者量也还可以，但是比起他们那种主流的传统文学，销量就少得多了。可能还是少数不满意现实的年轻人来买我的书。当然能够卖一万多册也不错了，跟别的国家比较起来也算很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还是太少了。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一窝蜂，一窝蜂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最大的特点，没有自我意识。要看别人怎么做的，买房买车和赚钱，不都是看别人吗？就像那个学者说的一样，“要看自己，就难于上青天。”
澎湃新闻：这也是造成中国文学缺乏内省和自我批判的原因吗？
残雪：对，缺乏精神性的东西。精神性的东西的确是西方搞到顶峰去了，但是现在我自己回过头来看，我们要把物质的这一维搞到顶峰去。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转折点，也面临最大的机会和挑战。
澎湃新闻：您曾经说过《红楼梦》也有缺憾，比如缺少性心理的描写。
残雪：《红楼梦》是一个奇葩，它独独作为文学，就已经超越了中国的文化，这也是文学的特点。因为曹雪芹其实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艺术就有这个功能，有的时候它就超出自己的文化了，走到自己的文化前面去了。虽然曹雪芹口口声声说，自己好像比较提倡佛教，实际上你看他的那些人物，那些描写，一点都不佛教，都是非常入世的，都是非常认真地追求一种理想的生活，一直追求到死。一个个都是那样的人，哪里有佛教？
这就是纯粹艺术家的特点。《红楼梦》远远地走在其他那些所谓的经典的前面，而且高出一个很大的档次，达到了精神描写的层次。因为他是艺术家，艺术就有这个功能，所以我说艺术是探险队。哪怕你的文化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没有描写精神的文学作品，除了《红楼梦》以外就很少了，有的有一点点，像《金瓶梅》什么的，哪里像《红楼梦》这么全面。因为曹雪芹是纯粹的艺术家，他穷困潦倒，专门去追求精神的发展，所以才产生了这样伟大的作品。
澎湃新闻：如果中国文学再有伟大的作品的话，是不是也不能再重复曹雪芹的这种方式？
残雪：那不可能了，现在已经是新世纪了，需要在曹雪芹的基础上重新创造。不能创造的话就别搞文学，守成当然也可以搞点通俗的东西，但不创造的话就无法传承传统。文学就是一个硬东西，是试金石。别的东西还可以说不创造，比如手工业等等，但是文学如果不创造，就不能够守成，就会把以前所有的好东西都丢失掉。
澎湃新闻：有评论说，曹雪芹最在乎的是《红楼梦》里的诗词，希望能够流传下来。
残雪：那肯定流传了，现在不是很多人在看吗？连我以前对《红楼梦》都迷的不得了。
澎湃新闻：但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丢掉了旧体诗。
残雪：用新的形式把它复活嘛，我现在写的小说别人就有说像诗歌的。那种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怎么会丢呢？不可能丢的，但要继续创造它才能够发扬。
澎湃新闻：那您如何评价现在中国文坛的现状？
残雪：我早就说了，不抱什么希望了，也懒得评价了。
澎湃新闻：那您平时和其他的作家交流多吗？
残雪：没有交流。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这样？
残雪：因为我搞的这一套，他们也不欣赏我，我也不欣赏他们那一套。我就写过对几个作家的评论：余华、张小波、梁小斌，就他们几个是我欣赏的，当然他们有的也不再重视文学写作，也出不来更好的作品了。
余华是早期的作家，但他后来转向了。他们后来也写不下去了，就没写。那他们自己也要负责任的，但是和大的氛围也有关系嘛，对创新没有任何支持，有时还要打压。
而且那个梁小斌那么苦，大家都为他募捐。你看这个社会都没人管这些人了，所以他没有条件进行创作，社会没有保护他，他就感觉自己的境遇非常惨。连纯文学都不要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
澎湃新闻：您之前说过中国文坛的氛围不好，讲究“混圈子”，大家都在彼此唱赞歌，是这个原因造成中国没有这种好的文学批评吗？
残雪：大家都要守旧，不和他们一起被动地回归传统，你就不是他们一伙的。异己就要受到排挤和冷落，然后就没人管，像梁小斌这样的情况就根本没人管。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说自己的作品是为二三十年后的未来写作的？
残雪：就是为现在的年轻人而写的，过二三十年他们不就老成了吗？就是为这些人写的，还包括有现代精神的中国人，但因为有现代精神的这些人还不太多，我就没有提。
澎湃新闻：为什么寄希望于年轻人？
残雪：现在具有现代精神的中国人数量比较少，所以我寄希望于年轻人，也就是现在20多岁的，再过20年可能就碰到精神上的问题了，物质不能够再满足他们了之后，就会有可能看我的书的，因为我的写作是给人力量，使人独立，塑造人的素质。我这本新书《黑暗地母的礼物》最重视的描写就是人的素质。人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大地上站立起来，他应该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素质？我做了一些预测，他们说我讲的是乌托邦，但其实也是相当现实的。
澎湃新闻：您最近在读什么书？
残雪：我现在还没写完手头上的书，所以还在读《存在与虚无》和法国的梅洛·庞蒂，一直在读大哲学家的东西。文学方面在读现在在欧洲比较走红的那个奥地利大作家，叫做罗伯特·穆齐尔。现在我们刚刚翻译了他的作品，在网上有卖。他们翻译成《没有个性的人》，当然我不太同意这个翻译。这是一本很长很长的书，他一直写到死还没写完的书，可能有一千万字吧。我还比较欣赏这本书的上部，它跟我能够合得上，他是西方人，所以我觉得还不够满足，对人性的描述还可以更进一步。
澎湃新闻：那能不能请您给年轻的读者推荐一些西方文学的作品？
残雪：就是刚才说的那本《没有个性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我看的是英文的，年轻大学生最好是看英文原文，因为那个翻译我看了几章，我不喜欢，最好是看英文，因为他们都学了英文的嘛，为什么不能看呢？
这本书里面有一点乌托邦的性质，对未来也做了一些预测，他是1940年代才死的。不过还没有像我搞的这样的，就是完全跟现实结合起来。那个年代比我早嘛，现在现实的问题越来越紧迫了：怎么处理你同家里人的关系？你跟你老婆的问题怎么处理？或者你跟女朋友的关系怎么处理？这些东西以后都会是很紧迫的问题了。解决的方法就是交流。交流是一个核心词，新时代的核心词，交流其实就意味着爱，当然也意味着斗争。我这本小说就是专门写这些问题的：什么样的关系能够达到真正的交流。我一方面提出问题，另一方面我也尝试做了一些预测，就是解决问题的预测，所以我这本是实验小说，那里面提出的东西都是实验性的，而且很幽默，跟现实结合得很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