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唐浩明，1946年出生，湖南衡阳人，著名作家、编辑家、学者、曾国藩研究专家。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生部。同年10月到岳麓书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至今。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书业界十大新闻人物，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先后主持编辑《曾国藩全集》《胡林翼集》《彭玉麟集》《曾国荃全集》等一批湖南近代历史文献。代表作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并著有《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旧日烟火·静远楼读史》《唐浩明评点曾国藩系列》等。
01
主编：您在岳麓书社任职期间，以极强的古文献编校能力为行业所称道，这既是您作为编辑的核心特色，也是支撑您承担《曾国藩全集》整理出版重任的关键能力。回顾当年接手这一艰巨任务时，您的古文献编校功底如何帮助您攻克文献甄别、校勘等难点？在《曾国藩全集》编辑出版过程中，当时还遇到了哪些困难，您是如何克服的？
唐浩明：《论语》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能胜任古文献整理编辑工作，古文献编校功底便是基本要求和必备能力。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读书便有较好的古文训练，背诵了不少古文和古典诗词来给自己的文化打底子。我个人青年时代非常热衷于读《史记》，一册一册地研读，有不少段落还能背诵，这无形中积累了古文素养。后来，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之后，我又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的导师石声淮先生是著名文史学者钱基博先生的女婿。石先生奉行“述而不作”，他的学术著作很少，但古文献功底非常深厚。据说他能背诵儒家“六经”，我没有亲见过，这应该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石先生的功力及其对周边人的影响。三年的研究生专业学习和学术训练，应该说为我后来一直从事的晚清文献编辑整理、湖湘文化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接手《曾国藩全集》的编辑工作，是我到岳麓书社工作两年之后的事。当时社里启动了六大湘籍文化名人全集的整理编辑项目。这六大全集分别是：《船山全集》《左宗棠全集》《魏源全集》《王闿运全集》《曾国藩全集》《王先谦全集》。这些全集中，尤以《曾国藩全集》的编辑整理难度最大。这个“难”，一方面是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的定论难，对曾国藩其人的评价，历来毁誉不一。即使到了八十年代初，很多人对曾国藩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固有观念当中。要给这样一个满身争议的历史人物编辑全集，即使是正式列入国家出版规划的项目，也免不了要背负一定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另一方面是曾国藩全集的史料收集“全”之难。曾国藩生前留有大量文字，虽然他是一个档案意识极强的人，在战争年代，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派专人将他的文字副本从前线护送到老家保存，然而，岳麓书社要将这些史料完全收齐却有很大困难。
对我而言，当时敢于迎难而上，一是因为我非常认同这项出版计划。历经多年劫难后，很多好书已经很难找到了，重新整理出版是为人类文化做贡献。二是我自己钟爱文史，对湖南老乡曾国藩一直充满好奇与兴趣，想借这个项目进一步搞清楚一些历史的真面目。
说到攻克文献甄别和校勘的难点，这的确是个核心症结。《曾国藩全集》的整理编校是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干得了的。首先必须有一支古籍整理专家队伍。按理说，整理编辑《曾国藩全集》，应该是一件好事，但专家学者们对此积极性却并不高。主要原因在于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都不将古籍整理视为科研成果。经过多方沟通，好不容易才从三四个单位组织了二十几个人的专家队伍，但因为种种原因，又不能产生出一个主编来。于是，所有的联络、协调，甚至包括全集体例的统一等事情，便都落在我这个责任编辑的头上了。这个工作虽然烦琐，但在与专家学者打交道过程中，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他们对学问的态度、严谨的精神都非常打动人。
至于具体的文献内容的甄别与校勘，那是古籍编辑的基本功，也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专业。这门专业已经形成了系统而丰富的方法，比如文献源流辨析的方法、文字内证的方法、校勘的系统方法等等。当然，在面对《曾国藩全集》这部具体的文献史料时，要灵活运用多种方法，不仅要把握历史语境、曾国藩本人的性格特点，有时甚至要运用到历史推理、直觉等手段。
02
主编：对编辑而言，古籍整理往往是一项枯燥、烦琐、漫长的工作，但其出版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往往也非常高。您觉得作为古籍编辑，如何在古文献整理中具有一种坚持的定力和热爱的活力？如何通过古籍出版来挖掘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唐浩明：史料整理对编辑来说的确是一项很大的考验。先不说文献内容本身的枯燥无味，有时搜集清理文献就是个大难题。记得当年《曾国藩全集》史料的搜集清理就是如此。
当时面临的情况是：要编好《曾国藩全集》，存放在湖南中山图书馆（今湖南图书馆前身）的曾氏史料就必须全部搞到手，因为那是第一手资料。我从接受这项任务起，就开始往中山图书馆跑。至今还记得，当图书馆的一位领导指着一间屋子里落满灰尘的东西说“这就是当年从湘乡富厚堂转移过来的全部资料”时，我那时才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尘封的历史”。那些珍贵的史料由于年深日久，已是纸脆卷黄，丝毫经不起折腾，因此图书馆不同意出借任何一卷。可这些资料是编辑《曾国藩全集》的主要依据。怎么办？只有复印。
那时，岳麓书社没有汽车，我就把社里唯一的复印机搬到板车上，与一个小伙子合作，一路颠颠簸簸地把复印机拖到省图书馆。社里派出另一个同志做复印员。从那以后，我每天进库房，一捆捆、一本本、一封封、一页页地清点那些一百多年前的字纸。因年代久远和保存不当，发黄发霉、脱落、腐烂、虫蛀的文档很多，必须将它们一一处理归置，然后交复印员一张张地复印。我们天天如此，风雨无阻，就这样一干就是半年多，复印的东西堆了好几车。
清理复印史料，这项表面上看来简单重复、枯燥辛苦的工作，事实上并不仅仅是一种低级的体力劳作，它背后承载的是以整个身心浸入历史、感知历史、触摸历史的珍贵过程。那些发黄发脆的家书、奏稿、公文里沉淀了曾氏当年的喜怒哀乐和进退取舍，甚至那上面厚厚的灰尘都能给人一些启示。今天回想起来，我当时自己动手去整理、复印这些史料，不仅是前期熟悉史料的过程，更是一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历史研究方法。
说实话，后来在编辑《曾国藩全集》的过程中，我曾经一度也感到失了兴趣，因为实在是太枯燥无味了，但在坚持做下去之后，消极情绪逐渐淡化了，代之而起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与热情。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
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我内心逐渐形成了一种“还原历史”的信念。当面对一个个孤立的文字、一篇篇残损的文稿时，若能将其置于历史史实中观照，感受便截然不同。就是说将微观的史料校勘与客观真实的历史相连时，每一页故纸便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为历史存真的活化石。第二，是我逐渐形成了一种学术研究的意识。我当时就觉得编辑《曾国藩全集》不仅要从史料上为历史存真，还要借这个机会去做一些学术求真的工作。记得当时我写的《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与知人善用》一文就大受好评，我开始一边编辑曾氏全集，一边潜心于近代史与曾氏的研究。第三，是我进行历史小说创作的催化。在整理点校曾氏全集的过程中，我已经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曾氏的世界，我觉得自己需要以历史小说的方式将一个更为完整、更加有血有肉的曾国藩及其时代呈现在世人面前，当然这也是我青少年时代文学梦的深层激发。那时候，因为晚上要创作小说《曾国藩》，白天编校《曾国藩全集》时，见到的每一个字便有了历史现场感，甚至是生命感。
说到古籍出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我觉得，其意义和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这里需要强调“三个真”。第一是“存真”，古籍出版的首要任务在于将古籍原原本本地、如实地清理保存下来，保持历史的原样，不擅作改动。第二是“求真”，即在古籍原本的基础上作严谨求真的学术研究工作。第三是“逼真”，就是在以古籍及其相关内容为底本，做文化加工和传播时（如历史小说创作、影视剧等），要尽量尊重和逼近历史基本事实，不擅改、不乱改、不魔改。
03
主编：古文献编校需要极强的耐心与细致，您在这一领域体现出“沉潜”的专业品质，而跳出传统编辑框架，通过小说创作书写历史，则展现了您“创新”的思维意识。如此，编辑与作家身份便形成了独特的双向赋能：编辑《曾国藩全集》成为创作《曾国藩》小说的重要支撑，而小说引发的“曾国藩热”，又反过来助推了《曾国藩全集》以及湖湘文化相关书籍的畅销。这种“创作与出版熔于一炉”的特色，是如何形成并持续影响您的工作的？
唐浩明：其实，《曾国藩全集》与小说《曾国藩》之间的相互促进，也是我一开始没有料到的。那时候，整理编校曾氏全集真可谓是昏天黑地、全情投入。曾氏全集共30卷，分为奏稿、批牍、诗文、读书录、日记、家书、书信七大类，共1500万字。这套全集从1984年正式启动算起，到1995年全部出齐，前后历经十一年。这段时间里，作为责任编辑和“不署名主编的主编”，我几乎每日都沉浸在曾国藩的史料和世界当中。这期间，也有过彷徨、焦虑，甚至没了信心，但当我自己在40岁那年下定决心要以曾国藩为主人公创作一部历史小说后，那些白日里见到的各种曾氏史料便不再那么枯燥了，竟然有血有肉起来了，也成为我走进曾国藩心灵世界最重要的桥梁。大家都说，编辑《曾国藩全集》为我创作《曾国藩》小说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但反过来更是如此：正是有了创作历史小说《曾国藩》的决心和动力，才促使我更好地完成了《曾国藩全集》的编辑工作。
当时之所以以小说的形式而不是以评传的形式来写曾国藩，主要基于这么几点：第一，借助文学元素可以走进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由此可以将人物写得生动鲜活，尽可能接近我心目中的那个人物原型。第二，读者喜欢读文学作品，受众面会更大一些。第三，我在青少年时代极想做一个作家，我想借此机会圆我的作家梦。
记得当时，我上班时间编《曾国藩全集》，其余时间都用来写《曾国藩》小说。每天写作到凌晨一两点。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任何应酬，除开睡觉外，也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我甚至连天气变化、时序推移的感觉都已不存在了。为了获取尽量多的时间进行创作，我坚决辞掉了社里副总编辑的职务。那时候我已过不惑之年，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就这样，经过三年多的日夜兼程，我写出了百万字的初稿。1990年底小说《曾国藩》第一部《血祭》在湖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整个出版过程也是颇受了一番周折，主要原因还是出版社对曾国藩这个人物存在一些争议，还好，书最终还是出版了。
值得一提的是，正式的书还没印出来，清样在校对室时，几个校对员就一片叫好。他们说，这个书太好了，好多年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校样了，这次读校样就是个享受，这书到时一定好卖。果然，《曾国藩》印出来后，湖南文艺出版社门前车水马龙，要书的、买书的络绎不绝。紧接着，1991年第二部《野焚》出版，1992年第三部《黑雨》出版。市场反响和实际销量都很不错。1999年，小说《曾国藩》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华文小说百强之一。2003年，又获得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
小说《曾国藩》的畅销和“曾国藩热”的出现，也推动了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的发行销售。1995年，《曾国藩全集》第一次整体推出，便印了8000套，半年后又印了5000套。30本的历史人物全集，两年内发行13000套，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不但社会喜欢，这部全集还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辞海》第六版就专为岳麓书社版的《曾国藩全集》立了一个词条。
《曾国藩全集》完工后，我又策划了《胡林翼集》《彭玉麟集》《曾国荃全集》，并担任这几部书的责任编辑。这几个人都是当时湘军中的高级将领。他们的文集，都是研究曾国藩和晚清历史的重要史料。在编辑这些湖湘人物文集的同时，我借着创作小说《曾国藩》的构思心力和写作灵感，继续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历史小说创作。大约又花了近十年时间，先后出版了《杨度》和《张之洞》两部历史小说。这两部历史小说，同样获得了不少好评。同时，这些历史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发了读者对胡林翼、彭玉麟、曾国荃等人物文集的关注，促进了这些文集的传播与销售。
可以说，在我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编辑历史人物文献与创作历史人物小说同时进行的。用一句时髦的表达就是“左手文献编校，右手小说创作”。文献编辑强调扎实严谨的案头功夫，小说创作注重融通灵动的构思能力，这是两种不一样的能力要求，但事实上也是可以相互促进、相互赋能的。作为编辑特别是古籍编辑，要有一种“坐冷板凳”“钻故纸堆”的定力和耐力，但千万不要把自己完全淹没在里面，而要在适当的时候跳出来，换一种视角和立场，大胆尝试一些富有创新性、更有挑战性的做法。
04
主编：成长为研究曾国藩与晚清历史的知名学者。在您看来，出版工作中接触的海量史料，与学术领域的深度互动，如何赋予并成就了您的学者身份？这种“出版滋养学术”的经历，对当下出版人实现专业成长有何借鉴意义？
唐浩明：我是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从华中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曾有人问我，“如果你和你的大多数同学一样，当年一毕业就进入高校或研究院所工作，后来的成就会不会比今天更大？”我的回答是：“不会，肯定不会。”这不是谦虚，如果说我在历史小说创作和晚清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这其实主要得益于我的编辑身份，是这个身份带来的接触一手史料的便利、钻研史料的机会，让我逐渐在这个领域成为人们眼里的专家。
如果说编校《曾国藩全集》是编辑的事业，创作小说《曾国藩》是作家的事业，那么开展“曾国藩评点系列”就是学者的事业。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其实并非完全是从一个学者的本能或本分出发的，而更多是来自市场和读者的激发。
先说图书市场的情况。历史小说《曾国藩》逐渐走红之后，带动了很多相同和类似题材作品的热销。但是在这看似热闹的图书市场里，其实蕴藏着两个隐忧：一是大多数历史小说和相关图书十分浅薄，互相抄袭；二是这些图书关注的更多是权谋机巧一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较低层次的“术”，对于曾国藩这类历史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或忽视或淡化或歪曲。
再从读者阅读曾氏全集的视角来看。曾氏全集蕴藏着传统文化生动鲜活的内容，但当代读者要读这套全集却有不少难处。一是篇幅太长，大家没有时间更没有心思来读这样的大部头。二是文字上的障碍，那时的文字与今天的用词习惯、行文方式有很大不同，读起来不顺畅。三是时代背景不了解，便不太能理解很多历史人物的行为。
正因为图书市场和读者立场两个因素交融在一起，便催生了我全力以学者的标准开始对曾国藩进行研究，这便有了“评点曾国藩系列”。2002年，“评点曾国藩”系列的第一部《评点家书》出版。之后，《评点奏折》《评点语录》《评点日记》《评点诗文》《评点书信》陆续推出。在这些评点系列中，我尽可能以可信的考证、丰富的史实、生动的文笔，从曾国藩的家庭背景、人脉关系、性格特征等方面，带着读者一起探寻一个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解析一个优秀家族的文化基因，触摸一个时代的社会万象。
回顾过往，从1982年到岳麓书社当编辑，直至2016年退休，34年了。再加上首席编辑这近十年时间，一共就超过40年了。这40年里，我的阅读、思考、创作和研究几乎没有离开过一个历史人物，那就是曾国藩。外界说我是“曾国藩研究第一人”，媒体说我是“曾国藩的异代知己”，这些都过誉了。但我不得不承认的是：我这一辈子和曾国藩有不解之缘，曾国藩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几十年来，我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他的许多人生理念，比如慎独、求阙、拙诚等。如果说我的经历对今天的青年编辑有什么启发的话，我觉得，要在做好文化杂家，成为多面手的同时，还要能在一个相对有市场受众的内容领域，成为一个坚定的长期主义者，将自己的热爱、精力与智慧投注其中，几十年之后应该会收获职业的成就感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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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作为浸润湖湘文化多年的知识分子，您的演讲与讲学兼具文化深度与个人风格，不仅广受大众好评，更成为推广湖湘文化、宣传湖南出版的重要窗口。您是如何将编辑、作家和学者工作中积累的知识与感悟，转化为精彩的演讲内容的？这种学术通俗化的表达，对出版人拓展文化传播边界有何启示？
唐浩明：编辑古籍、创作小说以及学术研究，这些对于我进行大众演讲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根底，但是面向大众的讲学和演讲还需要另外两种功夫。一个是生动鲜活的口语表达能力，另一个是与大众关心和关注的主题的关联能力。比如，《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道》《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智慧》《曾国藩的管理智慧》《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等，这些都是今天的人们比较在意的话题，常常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与共鸣。
其实，对于一个合格的文化人来说，大众演讲与讲学应该是一种必备能力。长期以来，讲学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视为分内事。明末清初陕西大儒李二曲就说：“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返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好的演讲和讲学，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一些人走近书籍，走进阅读，进而更加关注自身的修养与志向。这不仅对于文化图书的销售与传播有好处，对于繁荣文化、移风易俗、教化人心也有积极的作用。
今天的青年编辑，不要将自己禁锢于“文字工作者”的狭小牢笼之中。编辑的圆心固然落在文字上，但成长的半径却可以无限延伸。编辑不仅是文字的“把关人”，也是学术的“诊断者”；不仅是内容的“创作者”，也是文化的“引领者”；甚至他们还可以是洞察市场需求的“产品经理”，是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桥梁建筑师”。编辑这一职业，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发展的平台。只要心怀理想，并愿意为之倾注热爱与坚持，编辑完全可以跨越身份的边界，成为作家、画家、专家、设计师、艺术家、演说家……在任何一个专业领域绽放光芒。可以说，编辑是一个没有围墙的职业，是一个可以自主发展、终身成长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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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作为“大编辑”，您始终强调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即便年过七旬仍修改《曾国藩》小说以完善对人物境界的把握；作为“大学者”，您又通过评点系列为曾国藩的解读正本清源。这种对真实的坚守，是您职业身份背后不变的底色吗？它如何贯穿您的编辑、研究与创作工作？
唐浩明：存真与求真是古籍编辑的首要品格。我不仅在编辑《曾国藩全集》的过程中始终坚守这一条标准，而且在创作历史小说《曾国藩》时，也力图从文学的层面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有人总习惯性地问我：“小说《曾国藩》里面有几分真，几分假？”这其实是从读者视角出发的意见和观点。如果你来“操刀”创作这部历史小说，就不会提前这样想：我要几分真，几分假。事实上，这是无法提前布局的。就我来说，写小说《曾国藩》，我主要注意两个方面为真：一是历史人物的时代背景为真，这是为小说定基调的。二是主人公及其相关主要人物的主要经历和人生履痕必须为真。至于人物的内心情感以及一些历史细节，可以是虚构的，但这个虚构也必须是合情合理的，是属于衡情推理的。
比如，曾国藩成为湘军统帅后，不愿造反去推翻清朝，对于曾国藩此举的原因，小说《曾国藩》是无法回避的，但史料又没有明确的记载，怎么办？这就需要有一种在衡情推理中向历史求真的态度与精神。在旧版本中，我对这个理由的认知是，曾国藩是为天下百姓着想，不愿将百姓再次推入战火之中，也怕自己的声名毁于一旦，担心背上不忠之名。但是经过多年的研究，特别是经过撰写“评点曾国藩系列”，我对曾国藩的认知又深了一层，我觉得，曾国藩不造反的深层原因，其实是他一直蓄怀的与圣贤为邻、追求圣贤的理想和抱负在发挥作用。所以，在《曾国藩》的修订版中，我借小说中走到生命尽头的曾国藩与方外高人陈广敷的对话情节，加了这样一段曾国藩的内心独白：“改朝换代即便成功，也不过是一个做到极致的豪杰而已，如何能与淳化风俗、陶铸人心的圣贤相比！虽然，今生是做不到与圣贤为邻了，但不背叛朝廷，不以最后的行为颠覆奉行一生的信念，这便是将诚字贯彻到底的最大体现。它至少可以证明自己是一直走在通向圣贤这条大道上的。世人不理解，广敷不理解，千秋万代，总会有人理解的。”我认为，这样修改之后，可能更逼近历史的真相，更接近曾国藩内心的真实。
图书作为重要的文化产品，天然承载着引导人心向善、滋养大众审美的责任。然而，在这份使命之上，我们更不可忽略“本真”与“求真”的根基地位。唯有建立在“真”之上的“善”，才具有感召力；也唯有以“真”为底的“美”，才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失去“真”的“善”，容易沦为空洞的说教与虚伪的标榜；失去“真”的“美”，也往往会成为浮华的粉饰与矫揉的表演。只有真诚面对历史、真实表达思想、真切关怀人性，文化产品才能实现其高远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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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您曾说“孤冷使人精神凝聚”，这种“静气”既是您沉潜研究、做好编研的支撑，也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当下快节奏的出版环境中，您认为作为编辑应如何保持这种“静气”，避免被浮躁风气影响，坚守文化底蕴与初心？
唐浩明：今天是个快节奏的时代，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势必会受到时代风气与特点的影响，从而习惯于追逐即时成绩与短期成果，无形中被效率至上与流量至上的逻辑所控制，心态难免趋向浮躁，成果也易流于华而不实。然而，编辑出版这一行业，其内核却与这种“快”的逻辑截然相反。它本质上是一场“慢”的艺术，一种“静”的修行。一本书从思想萌芽到最终成册，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淬炼，越是精品书籍，编辑越要沉下心来一字一句地打磨。这就需要编辑拥有足够的耐心与作者反复沟通、碰撞思想，更需要一种甘居幕后的定力，为一部作品的面世默默铺路。
外部世界变动不居，编辑却需要有一份静气。不过，这份静气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明确的方向与扎实的实践中逐步养成的。这就需要编辑日常的蓄养与修炼。第一，在“道”的层面，要树立深沉的文化使命意识。编辑不应只是被动的文稿加工者，而应是主动的文化建构者。心中有了这份对文化的敬畏与传承的担当，面对浮躁才会多一份定力。历史上的编辑家，如叶圣陶先生主持《小说月报》时对新人新作的悉心栽培，邹韬奋先生创办生活书店时“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信念。他们之所以能坚守品质，正是因为内心拥有超越一时得失的文化理想。第二，在“学”的层面，要积累扎实的专业知识素养。一个编辑的“学养”，是其从容应对各类稿件的底气。这既包括最基础的编校规范能力，也离不开广博的学科视野。另外，还需要深厚的学术底蕴，能与高水平作者进行深度对话。当你的学识足以支撑你的判断时，自然就能沉下心来做事。第三，在“术”的层面，要掌握多元的现代传播技能。我们倡导静气，不等于固守传统、排斥变化。恰恰相反，真正的静气与沉稳体现在能主动学习并驾驭新的工具与方法。这包括熟练运用各种新媒体平台扩大内容影响力，掌握数据分析技能来洞察读者需求，甚至了解一些产品思维，思考如何将优质内容转化为更受欢迎的文化产品。只有技术纯熟，编辑才能在现代传播挑战中心平气和、游刃有余。总之，静气是一个多方位动态修炼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自我重塑与更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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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从“大编辑”的专业编校，到“大学者”的深度研究，再到“大出版家”对文化传播的全局考量，您的职业轨迹完整呈现了出版人成长的发展路径。回望职业生涯，这三重身份融于一体的经历，对当下出版人追求“编辑、研究、传播”一体化发展有何指引？
唐浩明：我知道，当前有一些讲编辑素养和编辑成长的书，喜欢把我作为“编辑走专家路线”的例子，这当然是我的荣幸。然而，我们要清楚，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当年的时代；今天的出版业态也不是当年的出版业态。融媒体化、多元化，是当前乃至未来出版的发展方向，在这种状况下，对于编辑的成长而言，面对的挑战将更多、更大。但有几个意识我觉是必不可少的，也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第一，基本意识。无论技术如何进步，编辑的工具箱里永远离不开扎实的基本功。校对、语法、逻辑梳理，这些能力是编辑工作的根基。即便有人工智能辅助，工具也无法完全替代人对语感的把握、对内容的深层理解。基本功不牢，就容易在判断上失准，也难建立起职业的长期自信。第二，研究意识。编辑在工作中会遇到各种未知领域和疑难问题，小到一个字词的考证，大到一类图书的文化价值。只有具备研究意识，才能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寻找方法、得出结论。第三，传播意识。编辑不能只埋首于文字与稿件之中，要学会并习惯抬头看路，了解读者真正需要什么、市场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只有懂得传播规律，才能让好书不被淹没，真正实现其文化价值。第四，情结意识。这里说的“情结”，不是指某种执念，而是指编辑内在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取向。它是一种回归本心的能力。比如我自己一直有深厚的文学情结，这种内在驱动最终推动我动笔并出版了历史小说《曾国藩》。当工作的需要与内心的某种情结相契合时，编辑就不再只是一份职业，而成为一场持续进行的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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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您将“传承智慧，打通古今”视为工作职责和人生使命，数十年的出版生涯中，您搭建起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桥梁。站在传承中华文脉、塑造时代精神的高度，您认为出版行业该如何以文化为根，真正成为国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四梁八柱”？
唐浩明：出版业是为了文化、产出文化的行业。我常将出版事业比作一条长河。长河之所以能长能久，是因为不断地有新水灌注。这新水就是每一个时代的新的出版力量与出版物。人类的历史文化和世界上的各种文明，就像纵横交错在大地上的万千河流一样，大小不一，长短各异，小流短溪汇入大江大河，最后又汇入壮阔海洋。然而，能最终汇入人类文化海洋的还是很少的部分，大多数不是中途断流，就是莫名消失。出版业就是造就人类文化海洋的伟大事业。历史上，大凡有见识的领导者，都是非常重视出版的。就拿曾国藩来说，湘军打下了南京，面临大胜后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作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却做了一桩在许多人看来并非紧急的事情，那就是在南京创办了一个名为“金陵书局”的出版社。之所以如此，就是曾国藩看到了典籍整理和文化传播，对于导正世道人心、规范礼法制度、重建社会秩序的重大意义。
今天，出版业若要真正做到为人类文化注入活水，为国家发展注入活力，我个人认为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把准时代脉搏。出版人需要敏锐感知社会的变化与大众精神的变迁，理解当下人们关心什么、困惑什么、渴望什么。无论是科技进步、思潮变化还是生活方式的演变，都应成为策划选题的源头活水。其二，契合国家战略。出版应自觉呼应国家发展的主旋律，在内容规划上主动对接重大战略方向。例如，围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一带一路”等主题，系统组织相关选题，为国家软实力建设和知识传播提供坚实的内容支撑。其三，引领价值导向。出版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价值的塑造。要自觉传播向上、向善、向美的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读者明辨是非、建立精神根基。其四，关注人间烟火。好书既要有高度，也要有温度。出版不能脱离普通人的真实生活，要关心民生百态，回应大众在教育、健康、就业、家庭等方面的现实关切。我最近在岳麓书社出版了一本读史随笔集，我给它命名为《旧日烟火》，因为这本书写的都是过去的人与事，所以叫“旧日”。但这些“人与事”并未完全远去，还余温犹在，对今天产生着一定的影响，所以叫“烟火”。“旧日烟火”值得重温、品读与感悟，那么，当下的“人间烟火”就更值得出版业去关切、珍视与呈现了。（访谈设计：龙杰、刘佳、马伊颀、余孟孟；特约执笔：余孟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