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先生
朱正先生今年九十三岁，已经是真正的老人了。
每天，朱正仍会在书房电脑前坐六个小时以上，用搜狗拼音输入法写作，或者在电脑上阅读。
“现在纸质书看得少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电脑上看。电脑上可以把字放大。”朱正说。
朱正戴了一辈子眼镜，前几年做了白内障手术，视力大好，如今连眼镜也不戴了。
“韩兄你好，请坐请坐！”2024年3月16日下午3点，当我如约来到朱正位于湖南美术出版社附近的家中时，老人步子轻快地从书房走出来，微笑着对我表达欢迎。
那天长沙是阴雨天，室内光线很暗。老人头戴一顶浅色绒线圆帽，上身穿一件深蓝色的棉衣。十多年不见，老人的肿眼泡愈发明显，确乎已是耄耋之年。
“他手里拿着拐杖，其实也只是变换体位的支撑，有时候走得快了，拐杖是拎着走的。小区的保安开玩笑叫他‘草上飞’。”近年来“全职”在家照顾父母的朱晓这么一说，朱老和我都笑起来了。
四人小集团，现在只剩下钟叔河跟我两个了
1949年8月长沙解放的时候，18岁的朱正正读高中，三年一期已经读完，马上就要考大学了。
“我父亲要我读大学，但是我没有听他的安排。”朱正说。
当时，湖南省委机关报叫《新湖南报》。解放军南下的时候，《新湖南报》一班人马跟长沙地下党新闻支部会合，人不多，就招人，办了一期新闻干部培训班——后来习惯称之为“新干班”，有一百四十来人。朱正、钟叔河、张志浩、俞润泉都是那时候进入新干班的。
1955年，报社搞“肃反”，官健平主持。他把新干班的四个人——朱正、钟叔河、张志浩、俞润泉编成一个小集团。开始的时候，把他们叫作“反革命小集团”。斗了一段时间，降级了，不叫“反革命小集团”了，改叫“反动小集团”。到了运动最后，给他们定级的时候，又降了，叫“思想落后小集团”。
“这样我就没办法了。”朱正说，“这个小集团不是我们成立的，是他们叫的。其实，那时候我跟俞润泉走动得多一些，跟钟叔河、张志浩来往很少，但他们硬把我们叫做小集团，你有什么办法！”
“我们四个人原来关系不怎么密切，‘肃反’运动以后，这四个人来往反倒密切了，我们是被动地走到一起的。”朱正叹了一口气。
“现在，小集团只剩下钟、朱两个了，唉……”他又叹了一口气。
朱正在电脑前阅读
我决心写鲁迅传的时候，还是个中学生
朱正是鲁迅研究大家，鲁迅研究是我们的主要话题之一。
朱正平生写的第一本书是《鲁迅传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那一年朱正25岁。
“我决心写鲁迅传的时候，还是个中学生。”朱正以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他的讲述。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朱正遇到一位国文老师。老师是个鲁迅迷，上课老给他们讲鲁迅。“他很会讲，大家都喜欢听，我们对鲁迅也很景仰。他还把自己（收藏的）鲁迅的书借给我们看，后来我就看了很多鲁迅的书。”
朱正对鲁迅写的书和别人写鲁迅的书的阅读，一直持续到高中。这时候，朱正读到一本日本人小田岳夫写的《鲁迅传》（范泉译，1946年开明出版社出版）。朱正说，那是他看的第一本，可能也是中国出的第一本鲁迅传。
“看了以后不满足。为什么呢？我觉得我知道的一些事他都没写，这样就想自己写一本，当时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朱正说。
后来，朱正就看这方面的材料，为写书做准备。但他当时没有时间，工作任务很重，没有工夫。后来，”肃反运动来了，让我停职反省，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我哪有什么’反革命‘罪行要交代呢？于是就用写交代材料的纸写鲁迅。”
1955年底，新湖南报社五人小组的相关领导对朱正说，你的问题我们基本查清了，但在问题彻底搞清楚之前，你可以在报社活动，不能出去。这样朱正就有了一些自由。
1956年过春节的时候，除夕这天晚上，报社在四楼办舞会。当时报社新盖了一个大楼，在四楼搞了一个舞厅，在长沙很有名。
“我不会跳舞，听着很烦躁。就在舞厅旁边的糕点铺临时售货点买了一些糕点吃。一边吃一边想，干点什么呢？于是决定写书。”
朱正的《鲁迅传略》从大年三十晚上开始动笔，春节三天假写了一部分。节后，上班干工作，下班接着写。这一年的4月4号，写完了，开始抄，边抄边改，最后成稿九万字左右。
“成果最高的是五一节那天，还不让我出去，就一天抄了一万多字。又过几天就抄完了。”
朱正说，他当时是21级干部，每个月57块钱。5月20号发工资，朱正的母亲就到报社来拿。他借机把稿子交给母亲，请她去邮局帮他寄。他还用红墨水为自己的书稿画了封面，“到了邮局以后，邮局的工作人员反复看，说很精致什么的。这样就寄出去了。”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朱正的父亲来报社找他，说出版社来信了，给他看。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说准备采用，但有些地方需要修改。征求朱正的意见：“是寄回来你自己修改还是我们帮你修改？”朱正马上回信，请出版社修改。
出版社这么快回信，是因为1956年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国家要隆重纪念，要求出版社出书，出全集、传记等。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了几部鲁迅传记，不知道为什么选中了朱正这一本。
“12月的时候，我收到了出版社寄来的十本样书，还有一份合同，乙方是冯雪峰的签名。按当时的稿费标准，全书十万零五千字，印一万册，稿费1260元，差不多是我两年的工资。那时候稿费高。”朱正说，“这本书是我进入学术界的入场券。”
朱正著《鲁迅传》
朱正继续说，他原来就想当个编辑。当时他在报社农村组，编的稿子，就是抗旱啊、秋收啊、合作社啊什么的。这本书一出，湖南文学界才知道有个朱正，有些活动就通知他去参加，这样，身份就有了一些变化。有一次，湖南省委宣传部唐麟部长在文联开一个座谈会，朱正发言说：“好作家都不注重文学批评的——这不是我的话，是鲁迅的话。”唐部长反驳他说，你说错了，鲁迅也很重视文学批评的。还举了鲁迅翻译苏联文艺理论著作的例子。
不打不相识，周海婴就这么着跟我成了朋友
朱正说：“钟叔河搞周作人，跟周丰一关系很好。周家后人委托钟叔河编周作人的书，给他提供材料。这一点我跟他不一样。他跟周作人、周作人的后人很要好，我不是。鲁迅的夫人、儿子很不赞成我的鲁迅研究。”
朱正有一本书，叫做《鲁迅回忆录正误》，第三版是在浙江出的。后记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说许广平的文章错误很多。周海婴看到后，马上就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文章反驳朱正，说他母亲写书如何重视啊，如何认真啊，向领导请示啊。朱正看到后没有理他。
“如果有谁讲我妈的不是，我也会反驳，这很正常。人子之道啊！”朱正说。
后来，周海婴出了一本《我与鲁迅七十年》，书中讲罗稷南跟毛泽东在上海的一次对话，说鲁迅如果还活着，会怎么样怎么样。有些人看到后就攻击周海婴。
朱正说：“周海婴的一些说法也有错误，他说，是毛泽东请湖南老乡去谈话时跟罗稷南说的。有人说，当时周谷城在场，罗稷南不在场；罗是云南人，怎么会参加呢？”
朱正看到对周海婴的攻击后，经过考证，写了一篇文章，说这是毛泽东到上海去，和三十六个文化工商界知名人士座谈时的谈话，当时有报道；出席人名单中有罗稷南，因此不能证明周海婴是错的。
文章发表后，周海婴很快找到朱正，说：“我们过去的误会完全没有了。”朱正讲到这里，大笑起来。
“因为我帮他讲话，有理有据。”朱正说，“黄宗英当时也在现场，后来也写了文章，比周文更准确。”
“您跟许广平见过面吗？”聊天当中，我问朱正。
“许广平没有见过，只写过一封信。我发现她的书中有很多错误，给她写了一封信。”
“她是怎么回复您的？”
“许广平说：你是根据书上作出的判断，我是根据我的记忆写的；我无意修改我的文章。”朱正说，“这不是观点的问题，这是事实的问题。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
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是纠正许广平文章中关于鲁迅的许多错误而写的。他为许广平澄清了好多谬误，但许广平并不领情。
“我可以和任何人打赌：许广平的文章，除掉《两地书》里的——那是鲁迅修改过的，其他文章，任何一篇，至少有一处是不通的。”
听朱正讲到这里，我问：“她的文字功夫不行？”
“完全不行，她不会写文章。”朱正说。
我说：“按理说，许广平的文化素养应该是比较高的，毕竟是师大的学生啊！”
朱正说：“她是女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上学的时候）净跟老师谈恋爱了，没读什么书。”
说到杂文，鲁迅写得好，之后是聂绀弩，再往后是邵燕祥
“聂绀弩是个奇人，您跟他交往很多，帮他做过不少事儿，能讲一讲吗？”我问朱正。
“聂绀弩很有才，他的旧体诗、杂文都是一绝。人也很幽默。”说到这里，这位九十三岁的老人踩着小碎步进入书房，取出一本《聂绀弩杂文集》，翻给我看。“你看，这是聂绀弩送给我的一本书。”只见扉页上有两行字：“朱正同志正 白歪 绀弩呈于北京”。朱正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聂绀弩题毕，朱正问“白歪”是什么意思。聂绀弩笑着说：“跟‘朱正’做对子嘛！”
朱正说，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他到北京，参加编辑新版《鲁迅全集》的工作。这时候，他才跟聂绀弩、楼适夷、丁玲这些跟鲁迅有过来往的作家有了联系，并去拜访他们，逐渐熟悉起来。当时，聂绀弩身体已经不好了，朱正帮他编了一些书，还为他的《散宜生诗》作了注。
聂绀弩书赠朱正的诗作
“聂绀弩的诗集我读过，他的旧体诗写得真好啊！”我感叹说。
“他的杂文也写得好啊！说到杂文，鲁迅写得好，之后就是聂绀弩，再往后就是邵燕祥。他们都是杂文大家！”朱正说。
年轻时代的朱正，也是热血青年一个。后来经历“肃反”和“反右”，霉运连连，还在1970年被捕、判刑、劳动改造。用他在自传《小书生遭遇大时代》“后记”中的话来说，“是经了大风雨、见了大世面过来的”。然而，难能可贵的是，长达二十四年“边缘人物”的非人生活，没有泯灭朱正对文化、文学的热情。一旦有一丝阳光从时代的缝隙间透出来，他就重新让自己光焰万丈。正所谓：“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衷心祝福老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