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久前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中，提到了中国历代许多先哲名家，其中有7位是湖南人。他们分别是：毛泽东、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李达、翦伯赞、吕振羽。这让湖南人十分自豪。湖南为屈贾之乡，岳麓书院享有“潇湘洙泗”之美誉，湘江是一条流淌哲学的河流。湖湘先哲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对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湖湘先哲，你可知道他们的理论影响和贡献？他们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为您来一一呈现。
周敦颐
光风霁月，理学开山
周敦颐(资料图)
人物简介
周敦颐(1017—1073)，号濂溪，湖南道州(今道县)人，北宋著名理学家和文学家。作为理学家，他是二程(程颢、程颐)之师，与二程、张载、邵雍合称“北宋五子”，世称“理学开山”“道学宗主”，其思想影响宋代以后的中国及东亚(日本、朝鲜)思想界。作为文人化的官员，周濂溪以人品高洁、作风清廉而著称，是中国古代清廉官员的样板和代表。
人物故事
周敦颐写下了《爱莲说》。他酷爱雅丽端庄、清幽玉洁的莲花,认为君子就应该如莲花一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周敦颐20岁为官，57岁去世，期间一直为官。官职不高，资历很深。
周敦颐对自己要求很严。为官多年的他俸禄并不低，但领到俸禄后，他或散以济贫，或分送同宗族的亲戚，或用来招待客人和朋友，只要别人向周敦颐说自己有什么困难，他总是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自己及家人则过着清贫的生活。周敦颐也不偏袒亲人。他在任永州通判时，侄子周仲章来看他，想求个一官半职，周敦颐断然拒绝，并耐心地做了解释。临走时，周敦颐除送了些银两布匹给他外，还特地写了一首题为《任所寄乡关故旧》的诗。
诗是这样写的：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精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
细细品读，方能领悟其自得其乐，旷达超脱的士人心怀。
周敦颐为人豁达正气、清正廉洁。周敦颐人生中的贵人——龙图阁大学士郑向(周敦颐舅父)十分欣赏周敦颐的才华，当郑向得到一次封荫子侄(不用考试即可得到官职)的机会时，郑向没有将这一机会留给自己的儿子，而是给了外甥周敦颐。由此，周敦颐步入仕途，掀开了人生全新的一页;当周敦颐赴命任职虔州之前，其上司赵抃曾对他产生过误会，以为周敦颐是不务正业、沽名钓誉之小人，周敦颐并未替自己出言辩解。令人意外的是，当周敦颐抵达虔州任职时，赵抃对周敦颐的态度却大为改观。原来赵抃已从一些好友处听闻周敦颐屠奸剪弊时，如同手上握着一把利斧，落手毫不留情，清正廉洁，深得民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赵抃亲眼看到了周敦颐的所作所为，彻底释然。他拉着周敦颐的手说：“今天我才知道你的为人啊。”自此两人结成莫逆之交。
专家点评
在北宋文人中，周敦颐的个性特征十分鲜明而突出，他既有儒家的济世安民情怀，又有道家的恬静退让风格。他的思想学术受道家的影响非常大。他一生为官，但却又向往退隐山林的隐居生活。黄庭坚将周敦颐的人格品行概括为“人品洒落，如光风霁月”。
周敦颐的清正廉洁，在北宋的文人士大夫中，绝非少见，而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就我们所熟知的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人来说，大都廉洁自律，有十分良好的操守。分析其中原因，除了北宋王朝在制度层面上大力提高文人官员待遇以实行“制度养廉”之外，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迁也是重要原因。在这一时期，崇尚“门第”出身的贵族社会开始衰退，而通过平等、开放的科举考试进入社会管理层的平民知识分子开始跃上了历史舞台。平民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而晋身，以儒学为信仰对象，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后的第一次宣言。周濂溪之“廉”，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文明建设依然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教授、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副会长 周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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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哲人丨周敦颐：中国哲学史上承前启后第一人
【人物简介】周敦颐(1017-1073年)，又名周元皓，原名周敦实，字茂叔，谥号元公，号濂溪先生，北宋道州营道楼田堡(今湖南省道县)人，曾任江南东道南康军刑狱。他是儒家理学思想鼻祖，著有《周元公集》《太极图说》《通书》(后人整编进《周子全书》)。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是湖南人，冲在了历史的最前列!
作为我国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他最先举起了新儒学继往开来的大旗，敞开胸襟，熔铸儒释道三家之精华，为新儒学在思想文化、哲学政治领域开疆辟土、攻城略地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
周敦颐认为，无论是做官，还是学道，都必须先立“诚”，要无私无欲。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非常注重道德修养，并以一种强烈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当时的社会运动中去，这就是周敦颐的理学思想所倡导的。在他的思想的引导下，涌现出一大批改变历史的湖湘志士，左宗棠、曾国藩、蔡锷、毛泽东、陶铸等，莫不如此
具体来说，他的哲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世界的多样性及其统一性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复杂问题。周敦颐通过“一”与“万”的关系问题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把本体论的哲学争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说：“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通书》)“万”指事物的多样性，“一”指多样性的统一性。“是万为一”指事物的多样性具有统一性。“一实万分”指统一的本原的实体分化为千差万别的特殊物体。
“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为了论证“一实万分”的本体论，他还以“诚”、“神”、“几”等古老范畴进行哲学加工，进一步提出了太极生阴阳的动静观：“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通书》)“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通书》)无可讳言，“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的观点，以及“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了把运动与静止加以割裂、加以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相互依存转化的辩证关系。
“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太极图说》的起点是“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其终点则是“主静立人极”的封建伦理观。首先，“无极而太极”自我运动的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的“人”( 《太极图说》);而“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通书》)。这个众人之秀的“一人”，由于掌握了所谓“仁义之道”，就可以使“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通书》)这个“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圣人”，就是代表“妙万物”的“太极”来统治社会的。
周敦颐是宋明道学的开创者。在当时儒、佛、道合流的形势下，从对于《老子》的“无极”、《易传》的“太极”、《中庸》的“诚”以及五行阴阳学说等思想资料进行熔铸改造，并为宋以后的道学家提供“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的范畴和模式来说，周敦颐确有“发端之功”。二程的“扩大”，朱熹的“集大成”，就一定意义说，都不过是在周敦颐原有的思想基础上使道学理论更加完善化、系统化而已。周敦颐的哲学著作，现存者只有一幅从道教图录中改装过来的《太极图》、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不满三千字的《通书》;而其所涉及的范围则有“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问题，“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问题，以及“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他虽只提出了词约义丰的论点和论纲，并未从理论上加以系统的、具体的阐发，但他的哲学思想在开创宋明道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等著作充满了《老子》式的智慧之想和哲人之思，但他绝非后来许多走火入魔的道学酸儒那样庄肃严刻、呆板枯燥、面目可憎，相反，其人其思其言其行“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有一种正大而沛然、理性而诗意的气质与精神，这正是其内圣之学达到天人浑一境界的自然体现。因此，周敦颐的哲人之思是充满勃勃生机和审美情趣的。例如，他的诗：“书房兀坐万机休，日暖风和草色幽。谁道二千年远事，而今只在眼前头。”(《读易象》)“有风还自掩，无事昼常关。开阖从方便，乾坤在此间。”(《题门扉》)皆有超然物外、浩然自得之旨趣，涵泳体察，贯通天人，不着痕迹，与他后来的接班人和光大者朱熹那首著名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相比较，高下立判——朱子诗中洋溢着浓烈的理趣，而周子已至主客圆融无别的境界。
今人提及周敦颐，多是因为他的《爱莲说》——这是他的精神散发出的千古不磨的悠远莲香。但我们更不该忘记，湖湘本土文化的真正建立是从宋代的湖湘学派开始的，而湖湘学派的开山祖师，是周敦颐。周敦颐留给后世的，决不仅仅是一篇《爱莲说》。他的人格精神与至情至性(他真正体现了君子修身的至高意境)，他经世致用的修为功力(官声卓著，令百姓与士绅长久怀想)，他思想文化上的开拓创新、兼容并蓄意识，他的带有浓厚诗意的感性气质与理性光辉……都达到了君子入圣的境界，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思想文化乃至社会政治的发展。
周敦颐不仅是湖南第一位本土哲人，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伟大的思想家。
他是一枝散发着幽香的青莲，具君子之风，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亭亭静植，香远益清……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