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媛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内容提要
鲁迅与沈从文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但在《沈从文全集》内外仍有部分与鲁迅相关的史料未能厘清。文章从《沈从文全集》失收的一幅晚年书法和《沈从文全集》收录的1976年2月23日复“老友”的废邮存底说起，考察沈从文隐于心底的“鲁迅情结”：表面上，这是一段难解的“心结”，由1925年的书法误会触发，始终未能化解；本质上，则是沈从文面对鲁迅时的“影响焦虑”。晚年沈从文对“鲁迅曾称赞过我”这一事实的复杂态度，也提醒后世研究者，二人在误会与隔膜之外仍有“对话”的可能。
关键词 沈从文；鲁迅；施蛰存；书法；书信
翻阅《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初版、2009年再版）、《沈从文全集·补遗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不难发现，鲁迅是沈从文格外重视的前辈作家。无论是1949年之前发表的文论，还是1949年之后的私人书信，乃至特殊时期的交代材料中，鲁迅的名字都被一再提及。通观沈从文不同时期对鲁迅的评价，虽各有侧重，但观点多集中于两方面：一是肯定鲁迅的文艺实绩和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二是对文学界、思想界“神化”鲁迅倾向的警惕。
20世纪80年代至今，鲁迅与沈从文的关系一直是学界众说纷纭的话题[1]。随着相关史料的不断发掘，鲁迅对沈从文作品的评价[2]、鲁迅与沈从文见面的细节[3]等史实及背后的来龙去脉得以澄清。但在《沈从文全集》内外仍有部分与鲁迅相关的史料未能厘清。现从《沈从文全集》失收的一幅晚年书法和《沈从文全集》收录的1976年2月23日复“老友”的“废邮存底”出发，考察晚年沈从文的“鲁迅情结”。
一 1982年书法跋文中的“大文豪”
沈从文的作家、学者身份为人称道，书法家身份却鲜为人知。实际上，少年沈从文尚在湘西之时，就已展露书法才华。1921年，他受长官之托为已故的军备队长段治贤书丹立碑，碑文落款之一——“渭阳沈从文书丹” ——是目前所见最早使用“沈从文”这一名字的记录，也提醒着后人，他最早被发掘的艺术才能是书法。通观沈从文的一生，他的书法家身份长期被作家、学者的身份所遮蔽。直到1975年前后，沈从文才在表侄、画家黄永玉的鼓励下，重拾笔墨并将书法作品赠予旧友新朋，进而在当代学者圈、文化圈确立书法家的声名。
《草书唐杜甫诗〈前出塞〉》，笔者认为是《沈从文全集》失收的书法作品之一。据“人希先生正字。沈从文书。八二年四月”的落款，可知作品于1982年4月题赠画家张人希[4]。张人希是黄永玉相熟多年的画坛老友，晚年常居厦门，与叶圣陶、俞平伯等时居北京的作家交往甚深。1982年春夏之际，张人希曾前往北京访问旧友，叶圣陶在同年6月24日致张人希的信[5]中特别谈及了这次北上之旅。
《草书唐杜甫诗〈前出塞〉》
这幅《草书唐杜甫诗〈前出塞〉》很可能是张人希在京期间，由黄永玉牵线，从沈从文处获赠。落款处的“从文”朱印为沈从文晚年最常使用的印章之一，与晚年沈从文为《青年科学家》杂志题写刊名所附的“从文”朱印一致。除落款外，这幅书法包括两列大字草书和书于大字之间、纸张边缘的三列小字。大字草书结体潇洒，运笔纯熟，气韵生动，与晚年题赠妻妹张充和的大字草书风格一致。小字跋文则是沈从文晚年常见的书体——“细字飞毫”的章草[6]。大字内容为唐代诗人杜甫的名篇《前出塞（其三）》。晚年沈从文格外偏爱杜甫，常写杜甫诗赠友人，《沈从文全集》就收录有沈从文1982年1月寄赠友人的书法条幅《草书唐杜甫诗〈秋兴〉》样品[7]。笔者由此判断，这幅《草书唐杜甫诗〈前出塞〉》堪称沈从文晚年书法的标准件。
《草书唐杜甫诗〈前出塞〉》的小字跋文约三百余字，行文俭省。所书内容为沈从文对个人书风的“检讨”，并引入“大文豪”有关“国粹精华”的论说：
宋克书原以为起笔过媚，如男扮男装中京戏，或男（小字注：女）扮男装之越剧。虽第一流名角，受多方面赞美，大小字给人印象，总不别此。正如大文豪言，“男人以为系女性，女人则以为系男性”各得所需，因之京剧与越剧，长远有观众，表示此为国粹精华。大有理由。宋克书绩之著闻于世，亦有相近情形。此书有意反其道而行之，失去其妩媚，转得著俭，结果，亦应得惩罚也。长沙刻大字千字文，传怀素书，附宋克书《出塞》四章。此拟其一，只合糊壁间空缝。
沈从文曾精研沈度、宋克、王宠三位明代章草名家，其中宋克的章草以妩媚见长。在创作这幅书法时，沈从文虽以宋克所书的《出塞》四章为参照，却“有意反其道而行之”，试图化“妩媚”为“著俭”，不料又失却个人风格，不伦不类，正所谓“亦应得惩罚也”。
那么，“大文豪”究竟是谁？和沈从文的“妩媚”书风又有何关系？据“国粹精华”“大文豪所言‘男人以为系女性，女人则以为系男性’”等文字提示，不难推知“大文豪”即鲁迅。鲁迅素来不喜京剧，尤其厌恶男扮女装的旦角艺术。他在1924年发表的杂文《论照相之类》中，将“国粹”京剧的“精粹”概括为“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直指其中蕴含当时部分国人扭曲变态的审美心理：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
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什么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采色，弄墨水的人们跋扈。[8]
在1933年发表的杂文《最艺术的国家》中，鲁迅进一步指出国民的“中庸”态度与蕴于京剧艺术的变态心理如出一辙：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9]
鲁迅讽刺了京剧艺术所蕴含的扭曲审美，进而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造成国民这种变态心理乃至畸形人格的中国传统文化，可谓鞭辟入里。
沈从文为何在评价个人书风时论及“大文豪”的讽刺文章呢？联系沈从文对“妩媚”书风的反省，我们不难想到1925年沈从文因书风“过媚”被鲁迅误会的往事。1925年，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相识，三人都偏好用毛笔写秀美小字。那年春夏之交，前途无着的丁玲在苦闷中向鲁迅致信。鲁迅收到丁玲的信后，身边人——据说是孙伏园或荆有麟——告诉他，这封信的笔迹很像沈从文。鲁迅误会沈从文化用女性的名字，模仿女性的字体，“男扮女装”给他写信，便没有复信。同年7月20日，鲁迅又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表达了对沈从文的不满。恰好沈从文刚在《国语周刊》发表了凤凰土话写作的方言诗《乡间的夏》，其中有“耶乐耶乐——孥孥唉”一句；此前，沈从文亦在《民众文艺》发表的两篇落款为“孥孥阿文”的《狂人书简》。这些富于乡土趣味的作品，鲁迅大约都读过，且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于是，在给钱玄同的信中，鲁迅便用“孥孥阿文”四字指代沈从文：
且夫“孥孥阿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人。然则亦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入一类也耳矣。[10]
这封信中，鲁迅固然肯定沈从文“文章亦较为能做做”，但总体上，对沈从文的态度是轻蔑的。不久，鲁迅得知丁玲确有其人，且已在苦闷中返回湖南，心生愧疚，感叹“那么，我又失败了。既然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11]。但对沈从文，鲁迅没有任何表示。两人尚未晤面，就已心生隔阂，此后虽有见面的机会——比如1930年曾在赵景深的婚礼上同席——也无实质性交流；甚至晚年创作书法时，沈从文都未能忘怀1925年被鲁迅误会的往事，将隐于心底的“鲁迅情结”蕴于跋文的春秋笔法之中。
二 晚年时期谈鲁迅与书法
晚年沈从文不止一次将书法和鲁迅联系在一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沈从文在私人书信里多次论及鲁迅和他的书法，甚至将鲁迅的书法与自己的书法相对照。
1975年6月，沈从文重新研习书法没多久，就在一篇致黄裳的“废邮存底”中评说鲁迅的书法。他一方面高度肯定鲁迅的书法，称鲁迅、郭沫若的书法“并世无敌，人间双绝”，另一方面又极力贬低自己的书法，自称“冒充内行”的“假里手”：
昨寄几张习字，想能收到。此道本不“在行”，且搁笔已廿五年。由于社会新，要求严，除主席外，作家中死去的有鲁迅先生，活着的有郭沫若院长，可称“并世无敌，人间双绝”，代表书法最新最高成就，和日本书道专家周旋，已绰绰有余。艺术院校中，则“美术字”有专门教师。所以藏拙息手，实心安理得。若还想再冒充内行，“假里手”马脚一露，恐吃不消。[12]
同年秋天，沈从文在给友人陈从周的私人书信中，再次以书道“外行”自居，并称赞鲁迅、郭沫若的书法为“中国近半世纪最高成就”“中外无敌”：
对于“书道”，可就真正是个“外行”，即“玩票”资格也说不上了（中略）内行一见，即知近乎“三脚猫”，不登大雅之堂，因为始终不脱“文书”体，抄抄文件还过得去，亦认真当成艺术来衡量，即不合格。并“假里手”也难冒充。解放后，凡事“定于一”，故去的有鲁迅先生，活着的有郭沫若院长，文学书法上的成就，都经肯定为第一流，已足够代表中国近半世纪最高成就，“中外无敌”。[13]
沈从文固然欣赏鲁迅书法，但“并世无敌，人间双绝”“中外无敌”一类说法显然受当时“神化”鲁迅的话语影响，更与文化思想领域“定于一”的风气密切相关。相应的，沈从文常贬低自己的书法作品，在致友人的书信、个人的书法题跋里，一再称自己是书法领域的“假里手”“外行”，作品不过是“残纸”“死墨”“秃笔”所作“劣书”，只适合“补壁缝”。但正所谓“听其言，观其行”，晚年沈从文对个人的书法创作实则颇为自信，一方面，他在赠送墨宝时，态度颇为慷慨，对索书一事几乎来者不拒；另一方面，他晚年的书风即便失于妩媚，却已老熟，并没有因早年“过媚”书迹招致误会就轻易扭转。
鲁迅赠清水安三手书佛偈
透过“假里手”一类的谦辞，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书法艺术的严肃态度——对书法艺术独立性的强调，对依附于权力、势位的“名人书法”的警惕。早在1948年，沈从文就发表了题为《谈写字》的书法评论，批评了吴稚晖、于右任等政客书法家，指出书法在现代的危机之一即“伟人字”“名人书法”的流行。鲁迅在1936年发表的散文《死》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嘱咐后辈“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14]。沈从文有意与“名人书法”划清界限与晚年鲁迅对“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拒斥本质上是一致的。二人都反对以作者名声的大小、势位的高低作为评价艺术水准的标准，提倡文艺创作者以作品立身，以实绩自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沈从文虽在私人书信中屡屡谈及鲁迅，可言论一旦涉及公开出版，便格外谨慎。在1976年2月复“老友”的信中，沈从文拒谈鲁迅的态度尤为激烈。根据《沈从文全集》的注释，这是一篇“废邮存底”，收件人姓名已隐去，以“老友”替代。尽管“老友”的来信没有收入《沈从文全集》，但据复信不难推知，来信询问了鲁迅手稿中疑似摘自沈从文作品的“四字”内容。沈从文在复信开篇便明确告知，“鲁迅一文中所引四字”“根本不是我的造句习惯”[15]，随后更语气强硬地批评“老友”，“以此涉笔成趣儿作之小文所引四字的出处，来勾玄索隐作章句之儒亦不屑为的小玩意”[16]。显然，在沈从文看来，“老友”费心为鲁迅文章中所引“四字”作注释，不仅是琐碎无用的“钩玄索隐”，更隐含对自己的误解甚至侮辱。
“老友”询问的“四字”究竟是什么？为何让沈从文如此愤懑？由于“老友”的来信尚未公开，目前只能根据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加以推测，这四字很可能是“孥孥阿文”。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与沈从文相关的内容有限，其中关于“孥孥阿文”四字的注释明确提到“‘孥孥阿文’指沈从文”，“他在《国语周刊》第5期（1925年7月12日)发表的《乡间的夏》一诗中有‘耶乐耶乐——孥孥唉’的句子”[17]。这条注释无疑勾连着沈从文早年被鲁迅误会的往事。此外，方言诗“耶乐耶乐——孥孥唉”一句的冒犯性也超出鲁迅和注释者们的认知[18]，只有熟悉方言语境的沈从文才能够体味。
“老友”又是谁呢？信里大致有四条线索：一是“老友”是沈从文同辈作家、编辑，两人“相熟四十年”[19]，约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认识；二是“老友”曾被鲁迅“反复嘲骂”[20]，一直未澄清；三是“老友”在20世纪70年代已退休，且不在北方定居；四是“老友”有收集碑帖的雅好。综合上述线索，不难推知，“老友”即施蛰存。
1993年施蛰存在愚园路寓所
施蛰存为何会在1976年2月关心《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实际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施蛰存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个人的学术积累从未停止，因为组织关系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仍被安排教学、科研工作。1972年，施蛰存被组织安排参与鲁迅研究。据《施蛰存先生年谱初编》记载，施蛰存当年“四月，参加由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部分教师编写《鲁迅年表》”，“十二月，参加编写《鲁迅年谱》”[21]。1973年，无注释的20卷本《鲁迅全集》、24种全集单行本发行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就开始联络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在内的高校、科研单位，分配注释工作。虽然施蛰存从未正式参与《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但作为与鲁迅有来往的作家，很可能受组织、同事乃至年轻学生所托、致信沈从文询问“四字”注释。
老友施蛰存来信时，文学思想界的阶级斗争话语仍旧存在，沈从文出于正常的自保心理，不得不警惕有别有用心之人以“四字”为据，夸大自己与鲁迅之间的对立。所幸，这封措辞激烈的复信很可能没有寄出，沈从文与施蛰存的友谊也得以保持终身。
三 “影响焦虑”与“对话”的可能
沈从文在生命各阶段一而再、再而三地论及鲁迅。即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仍将鲁迅的书法与个人的书法相对照，可见其心底始终隐伏着特殊的“鲁迅情结”：表面上，它是一段难解的“心结”，由1925年的书法误会触发，又因为两人性格、文学立场上的差异，未能化解；本质上，则是沈从文面对鲁迅的“影响焦虑”。
1949年之前，高小毕业的沈从文以文坛“乡下人”自居，无论是其立足中国乡土的文学创作，还是积极参与文学论争的态度，都深受鲁迅影响。他试图以新文学后辈的姿态与前辈鲁迅对话，却又阴错阳差地失去了对话的机缘；1949年之后，正值壮年的沈从文游离于文学、文化的主潮之外，已经身故的鲁迅却备受文学界、思想界推崇——甚至在沈从文私下颇为在意的书法领域，鲁迅也被推举为文人书法家的代表人物。两人堪比天壤的落差，加深了沈从文的“焦虑”。
这种“影响焦虑”在沈从文生涯的最后阶段甚至表现为对鲁迅相关话题的拒斥。沈从文1983年2月致沈岳锟的信是目前所见最后一篇论及鲁迅的文字。沈从文在信中极力否认“鲁迅曾称赞过我”的说法：
至于自封的“专家权威”，以吃鲁迅作了文化官的批评家，虽已看出他那种唬人“权威”，过去还起欺骗作用，对新的一代已失去“只此一家”的骗人效果，不免要改改过去的提法，却想出新点子，以为“鲁迅曾称赞过我”。我只觉得十分可笑，事实上我那会以受鲁迅称赞而自得？（中略）我倒觉得最幸运处，是一生从不曾和他发生关系，极好。却丝毫不曾感觉到得到他的称赞为荣！[22]
沈从文自述“一生从不曾和他发生关系”，显然并非全部真相，但他不接受“鲁迅曾称赞过我”的态度却是决绝的。
实际上，早在1978年，鲁迅称赞沈从文的说法就已公开。这年年底，《新文学史料》创刊号推出“关于《活的中国》”特辑，以三十多页的篇幅介绍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1936年编译的英文版“现代中国小说选”《活的中国》，刊出了序言、目次、附录一、附录二的译文。其中，由斯诺前妻海伦·福斯特执笔、以笔名尼姆·威尔士发表的《附录一：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明确提及鲁迅对沈从文的褒奖。根据海伦·福斯特的说法，鲁迅在与斯诺面谈时表示，“自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茅盾、丁玲女士、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大概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23]。这一史料的披露无疑是中国大陆学术界“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先声。尽管目前尚无确凿的史料显示沈从文读过这篇文章，但透过沈从文1983年2月致沈岳锟的信，不难发现，沈从文已察觉到学术界试图重新评价自己的风向。可他并不信任这些来自学术界的声音，甚至认为“鲁迅曾称赞过我”的说法是“自封的‘专家权威’，以吃鲁迅作了文化官的批评家”蓄意制造的新论。
1987年8月，《新文学史料》杂志又公布了斯诺在采访鲁迅后整理的纪要手稿。虽然斯诺的采访纪要并不等同于鲁迅的正式文章，但大体符合鲁迅的思想。纪要开篇就提到了沈从文，将他列为现代中国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24]。这份手稿也成为鲁迅曾称赞过沈从文的重要物证。遗憾的是，这份手稿公布后的第二年春末，沈从文就告别了人世。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他是否知晓这份物证？是否相信并接受了“鲁迅曾称赞过自己”的事实？陪伴晚年沈从文身侧的亲友尚在，或可期待相关回忆文字。类似的，鲁迅称赞沈从文的访谈发生于1936年的春末，约半年后，鲁迅即告别人世。在生命的最后一程，鲁迅有对沈从文文学实绩的肯定，是否也隐含和解的意愿？鲁迅及同时代的亲友已凋零殆尽，答案或将无从追寻。
沈从文晚年
1951年9月，沈从文在题为《凡事从理解与爱出发》的自述文字中，满怀沉痛地写下“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25]——沈从文与鲁迅之间的误会和隔膜无疑印证了这句断语。鲁迅去世三十余载后，被误解的不甘仍在复老友的废邮存底中有迹可循，隔膜的无奈也隐伏于个人书法的跋文里。回看思想杂居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似是常态，同情之理解殊为不易。不过，沈从文对鲁迅著作编释工作中“钩玄索隐”倾向的批判，矛头所向并非私人龃龉，而是 “神化”鲁迅的倾向；晚年沈从文自诩书法“外行”“假里手”的谦辞，也与鲁迅重视文艺实绩、莫作“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态度一致。
上述追问与回看固然是“今之视昔”的后见之明，却也提醒着当下研究者：鲁迅与沈从文之间，是否还有我们尚未发觉的“对话”的可能？
本文注释
[1] 华济时的论文《鲁迅与沈从文》（《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年第3期）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专论鲁迅与沈从文关系的文章，文中关于“鲁迅与沈从文没有见过面”的说法影响深远。程致中的《鲁迅与沈从文的论辩及其他》（《上海鲁迅研究》2010年第2期），梳理了鲁迅与沈从文的数次文学交锋。任葆华《沈从文建国后的“鲁迅说”》（《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8期）、吴投文《建国后沈从文对鲁迅的评价及其心态》（《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3期）则对沈从文在1949年之后对鲁迅的评价做出全面、细致的梳理与分析。
[2] [24] 参见[美]斯诺整理:《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译，《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3] 参见任葆华:《沈从文与鲁迅究竟见过面没有》（《沈从文研究》第一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沈从文的一封佚信及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2期）。任葆华根据沈从文1930年4月致赵景深的信、贺玉波1934年7月20日发表于《时事新报》的文章《鲁迅的孤僻》、1936年10月20日《世界日报》刊出的沈从文关于鲁迅逝世的专访，考证了1930年4月19日鲁迅与沈从文都出席了赵景深与李希在上海大中华饭店举行婚礼，二人被安排在同席，却全程无交流。
[4] 张人希（1918-2008），画家，曾任厦门画院副院长、厦门市美协副主席。
[5] 林竹青：《张人希的艺事与生平》，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4页。
[6] 吴小如：《沈从文先生的章草》，《世纪》2003年第4期。
[7] 沈从文：《致钟开莱》，《沈从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下同），第349页。
[8] 鲁迅：《坟•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192页。
[9] 鲁迅：《伪自由书•最艺术的国家》，《鲁迅全集》第5卷，第91页。
[10] 鲁迅：《书信•250720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第510页。
[11] 艾云（荆有麟）：《鲁迅所关怀的丁玲》，《新华日报》1942年7月22日。
[12] 沈从文：《致黄裳》，《沈从文全集》第24卷，第315-316页。
[13] 沈从文：《致陈从周》，《沈从文全集》第24卷，第345页。
[14]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死》，《鲁迅全集》第6卷，第635页。
[15] [16] [19] [20] 沈从文：《复一老友》，《沈从文全集》第24卷，第393、393、393、393页。
[17] 鲁迅：《书信•250720 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2页。
[18] 参见史癖：《试释“孥孥阿文”》，《今晚报》2014年8月30日。
[21] 参见沈建中：《施蛰存先生年谱初编》，《世纪老人的话：施蛰存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页。
[22] 沈从文：《致沈岳锟》，《沈从文全集》第26卷，第481-482页。
[23] 参见[美]尼姆·威尔士：《〈活的中国〉附录一：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文洁若译，《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25] 沈从文：《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18页。
